《设计》专访|何晓佑:中国设计要从跟随式发展转型为先进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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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晓佑博士,曾任南京艺术学院副校长、教育部高等学校设计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人民政府督学。现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会长兼设计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工业设计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兼设计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科普美术家协会理事长、江苏省工业设计学会副理事长、江苏省美术家协会设计艺术委员会主任、江苏省首席科技传播专家(工业设计领域)。中国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研究员、澳门科技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


关于包豪斯百年纪念的热潮,何晓佑表示,包豪斯于我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是一种设计的基因。包豪斯作为一个时代终究会过去,但精神是永存的,基因仍然在成长。


《设计》:今年是包豪斯设计学校成立100周年,我们究竟在纪念什么?您认为最该纪念的是什么?


何晓佑:有人说,包豪斯?到博物馆去看。我觉得这里包含了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包豪斯在设计发展的历程中功绩非常大,在博物馆中有它的历史地位,所以到博物馆去看;另一种含义是,包豪斯已经过时了,你得到博物馆去看吧。这是对包豪斯的两种评价。我以为,包豪斯的出现,是一种设计革命,它奠定了现代设计的基础,构成了现代设计的基因,尽管时代变化了,社会语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设计的对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设计已经介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边界也越来越模糊。但包豪斯所构成的设计基因到现在为止没有改变,这个基因就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或许,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包豪斯最需要的一种尊重:包豪斯的基因。

设计,中国自古就有,但是真正引入现代工业设计的理念还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其实在包豪斯成立的时代,我国就有有识之士开始介绍包豪斯的思想,比如,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科的奠基人,曾经担任过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的陈之佛先生,1923年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图案科毕业,回国任上海东方艺术专门学校图案科主任,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设计事务所“尚美图案馆”。他在《图案构成法》中指出:“艺术以最实在的意味与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相关切,艺术化的制品,亦在最大价值之下而成为一般民众生命之粮。”陈之佛先生对设计的描述,已经比较接近现代设计的初期含义了,如图1。


陈之佛先生像(来自网络)


 俞剑华先生,曾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1976年,他把一生收藏的图书画册、资料期刊、著作稿等4700余册,以及大量国画作品赠送给南京艺术学院。他在《最新图案法》中论述:“图案(Design)一语,近始于吾国,然十分了解其意义及画法者,尚不多见。国人既欲发展工业,改良制品,以与东西洋相抗衡,则图案之讲求刻不容缓!上至美术工艺,下至日用什器,如制一物,必先有一物之图案,工艺与图案实不可须离。”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文字的方式,将图案解释为Design的学者,如图2。


俞剑华先生像(来自网络)


 但是由于中国以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没有受到工业革命的洗礼,没有赶上时代的列车,后来设计又走上了特种手工艺的道路,中国落后了。早期的学者,虽然对现代设计理念有所认识,但是真正将现代工业设计理念引入中国的,还是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批学者,其中国家第一批派往德国和日本学习现代工业设计的四位教师:中央工艺美院的柳冠中、王明旨先生和无锡轻工业学院的张福昌、吴静芳先生,以及受到香港影响的广州美术学院的王受之、尹定邦先生,他们和其他学者一起在全国宣传现代工业设计理念,宣传包豪斯的现代设计思想,在中国掀起了第一次认知现代工业设计理念的热潮,如图3。

 

国家第一批派往德国和日本学习现代工业设计的四位教师:中央工艺美院的柳冠中、王明旨先生和无锡轻工业学院的张福昌、吴静芳先生,2008年在南京艺术学院的合影。


《设计》:包豪斯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中,教学、研究、实践三位一体的设计教育模式为后世教育体系提供了有效的范本,您认为如何在教学中体现这三位一体?您对设计教育的理念有着怎样的思考呢?


何晓佑:我们提出了“绿设计”的教育理念。我们理解的“绿设计”,是基于概念上的更整体的生态认识,它是一种绿色的背景,是一种绿色的境界,是一种可成长性、可发展性、可协调性、可选择性、可废弃性、可再生性的运动过程,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它是一种生命的、生意的意向。“生”(创造生命)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人与自然共同构成大生命世界,因此,人没有权利把自己做自然的主宰,而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和谐的概念,人与自然都能按照它们的本性得到生命和生长。“生”就是仁、就是善,人与自然都包含有活泼的生命和生意。植物在成长的过程中,枝叶不断地老化枯萎,又不断地长出新芽,循常反复常绿常新,生命得以健康地延续。设计教育亦如此,教育是一种生命,一种生长,一种生意,是一种循环的过程,我们要学会批评,要学会选择,要学会废弃,要学会再生。绿设计不是简单地为人,不能无限制地满足人的欲望,而是为了人的健康需求;绿设计不是一成不变、不断老去的生长过程,而是不断发芽长出新枝的创造过程。它不仅仅是理念上的绿色,生态上的绿色,也包含了设计对象的“绿”,设计本身的“绿”,制造过程的“绿”,市场发展的“绿”,生活方式的“绿”。关于“绿”的认识来自于对保护自然的思考,来自于对传统文化的思考,来自于对当代思潮的思考,来自于对人本自由的思考,来自于对社会协调的思考,但其终极指向都是创造一种人类和谐生存的方式。高校的职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因此就离不开教学、研究和实践,这是人才培养的“教育链”,缺一不可。包豪斯早在20世纪初,就为我们构建了这样的教学范式。设计教育发展到今天,这个基本范式并没有改变,但语境改变了,教育的手段也需要随之改变,今天的设计教学、研究、实践需要更加深度地融合。

《设计》:您认为中国的设计教育应该怎么样发展才会对符合中国的这种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结构?或者您认为现在的设计教育存在什么不足吗?


何晓佑: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工业设计教育一直以“跟随式发展”的姿态,不断地向国际先进学习,不断地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认知的不断提升、企业认知的不断觉悟、业界认知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现代工业设计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融入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不断地成长和发展的。时至今日,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事物的发展,总是伴随着问题的存在,又在不断地克服问题的过程中发展的。当下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工业设计如何从“断不了奶的婴儿”到自我成长?中国的工业设计业态如何从“跟随式发展”转型为“先进性发展”?中国工业设计教育如何以先进性的姿态来与世界交流?中国的工业设计要在世界上“发声”,你凭什么有话语权?你的先进性在什么地方?也许有人说,我们已经挺先进的了。或者有一些领域在技术创新层面已经具有国际领先地位。但是,在认知层面,我们仍然是“跟随式”的。我们学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国的当下性是非常功利主义色彩的,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图利是一个普遍的状态。企业要赚钱,这无可厚非,企业要养活这么多人,不赚钱当然不行。企业一定是做有用的东西的。但是高校除了人才培养以外,科学研究是其责任,社会服务也不仅仅是当下型服务,前瞻性的研究带动创新型服务亦是其责任,所以高校也应该鼓励做“无用”的东西:对真理本身的追求,对人类未来的好奇,对理论贯通性的实践,这才会有创造力。这一工作,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来担当。中国工业设计要先进性发展,就要构建这样的文化环境,就要文化创新。我们要开始构建这样一种姿态。


《设计》:请您介绍下南艺在设计教育的改革方面的尝试。您觉得哪些有意义或者有价值的东西是值得推广的?


何晓佑:教育的关键是思想。近一年多来,我们提出了关于构建中国工业设计教育“先进性姿态”的思想,我们期望在南京艺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形成一种责任、探索、创新的教育土壤。构建这种“姿态”,我以为要从下面三个层面展开:

一是设计理论问题的认知研究。中国现代工业设计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也可以说,我们基本上是跟在国外理论后面前行的。虽然我们高校有那么多的博士点,但大家比较热衷于史论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历史研究固然重要,但现代前沿理论的研究是作为一个先进性国家所不可或缺的。中国需要提出自己的设计理论,推进国际设计理论的发展。目前我们正在博士生层面开展设计思维与方法的系列研究,如:《互补设计思维与方法》《健康设计思维与方法》《方式设计思维与方法》《协同设计思维与方法》《商业设计思维与方法研究》《动力学设计思维与方法》《传薪设计思维与方法》《联接性设计思维与方法》《全适性设计思维与方法》《未来型设计思维与方法》等,这些研究正在进行之中,有些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我们希望能够提出中国自己的设计理论,或者对国际上提出的设计理论有一定的推进,当然这很不容易,但总要有人来做。今年,我们以《创新设计思维与方法研究系列丛书》的名义出版了5本专著,获得了201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我们期望这些研究能够在构建中国工业设计理论的“先进性姿态”方面有所贡献,如图4。


《创新设计思维与方法研究丛书》/主编:何晓佑/著作者:王潇娴、邓嵘、时迪、张明、唐艺(均为南艺博士研究生)


二是基础性问题的设计研究。工业设计是一个应用学科,所以大家非常关心“当下性”问题的解决,恨不得今天引入了工业设计,明天就要得到经济回报。对基础问题研究的投入程度严重不足,因而就形成一种现象:对每一个新发生的问题,研究不深入,浅尝辄止。其实“当下性”问题是千变万化的,而本质是相对稳定的,如果我们不能从现象深入到本质,每一次出现了新问题都浅尝辄止,结果每次都是从零开始。比如,工业设计需要根据人的使用能力创造产品的新功能、新使用方式,那么就需要研究人的肢体还有什么可以延伸的可能,或者加入某些技术以后人的肢体得以怎样的延伸。它不是开发什么具体的产品,而是研究人的肢体延伸的各种可能性,这样的设计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不会马上带来经济效益,但是其研究的成果,为我们开发新的产品会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我们给大四学生开设了一门研究性课程——《肢体基本延申方式的可能性研究》,工业设计就是以产品为主要研究对象,不断探索新的可能性,这种研究要从大学开始。


三是人类问题的中国解决方案的设计研究。全球性的问题,是超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这类问题往往是世界性的、综合性的和富有挑战性的。比如环境问题、生态系统问题、能源问题、安全问题等。全球性问题需要世界性的合作,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不能只关注本国问题,只关注企业的“当下”问题,不关注人类共同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缺水缺电,高原地区的包虫病问题等。我们在硕士研究生层面开展这一类问题的课题训练,以养成学生真正的国际意识。如果我们不从设计的角度研究人类问题的解决方案,不能发出中国的声音,中国的设计就不可能在全球构建起先进性的姿态,如图5。


项目:《便携式高原开水机》设计方案/设计委托:厦门森卓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设计者:何晓佑创新设计研究室


 我以为,在教育中开展这些问题的探索,对养成创新型素质,使学生具有成长型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实现路径。我们需要与世界融合,以中国的“先进性姿态”来构建全球设计领域的“社会关系”,为人类高品质生活贡献中国的智慧。

 

《设计》:作为一名高校老师同时也是一位设计师,您觉得应该怎么样更好地去融合,或引导当地的区域发展。


何晓佑:作为一名高校设计专业的教师,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工作,将“设计思维”引入企业。时代正在发生变化,工业时代所倡导的“解决问题”的设计原则正在向信息时代的“创新生活”转变,设计不再仅仅是满足使用功能的要求,更体现在设计对象的内在意义的表达:链接社会、传递情感、提升品质。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与设计学院教授罗伯托·维甘提在《第三种创新——设计驱动式创新》中提出“设计就是赋予商品独特的内在意义”的观点,认为产品的内在意义与其价值观、信仰、社会规范及历史传统有很密切的关系,是人们心理与文化在产品中的映射。比如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产品设计公司意大利阿莱西公司,把生产功能性的产品转化为给家庭创造革新的、多彩的、巧妙的、实用的产品,使厨房用品转变为厨房文化,在其中,设计是一种特殊的创新手段,它所创新的对象是产品的内在意义。

技术是产品设计的内生动力,它解决了产品的使用功能问题,是产品的外在意义,所以,技术创新无疑是产品创新的一种内生动力。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将重心放在技术上,总是关注物与物的关系,总是用新技术来替代旧技术,而忽视产品的内在意义,那么产品就没有完成创新的全部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产品的外在意义是满足了人们的使用需求,而产品的内在意义是满足了人们精神需求:或是一种情感的意义,或是一种体验的意义,或是一种方式的意义,或是一种品质的意义。只有同时关注人与物的全部关系,产品才真正进入创新的状态,在这其中文化是产品内在意义的诠释者,是产品创新的另一种内生动力,它的外显形式往往以艺术的方式来表达,它不仅与技术创新一起解决了我们生活中的问题,同时创新了我们的生活品质。我们必须明白,消费者需要的是更有意义的产品,来满足自身服务与体验的品质。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它是一种能够被传承的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它是人类相互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感性上的知识与经验的升华。将文化以艺术的方式引入产品创新之中,使产品的外在意义与产品的内在意义完美结合,突破了长期以来工业设计仅仅是解决产品外观造型问题的局限。产品造型虽然也能反映出产品的内在意义,但设计是将现有的状态向更好的方向引导的行为,这就不仅仅只是造型问题。技术创新与设计创新是工业发展的“两个翅膀”,只有两个翅膀同时扑动,才能飞得更高更远。设计师要永远站在用户的前列,不断地引导用户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要研究用户,但并不是以用户现有问题的解决为唯一指向,而是要不断创新产品的内在意义,给用户创造更好的生活品质。而要完成这一诉求,往往是文化的力量,如图6

 

项目:《城市智能化移动微厕所》/概念设计:何晓佑创新设计研究室/生产设计:中德工业设计中心


《设计》:在您看来,最理想的教学课堂是怎样的?或者对未来的课堂有怎样的展望?


何晓佑:我认为学校是一个专业知识流通与应用、知识资源对接与融通、专业能力构建与养成的知识和工作的平台,将实现专业资源的调用、行业服务的推送、知识需求的匹配、学习小组的组建、师生关系的重构,打破传统院校课程教学模式的组织形态,让有形课堂与虚拟课堂有机结合,开展知识学习和知识创新,并通过链接的方式进入其他垂直互联网领域,实现跨界协同创新。在这个平台上,更加开放、透明、高效的知识学习,更加便于调用知识资源,支持学习者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也提供知识的服务(评估、专利、商务、服务等);课堂学习不再是一个“孤岛”,而是一个专业领域的集群,通过智能引擎相互链接,专业知识流通和应用,从而建立起一种创新生态链,使个人或小组更具备成长的环境。在这个平台上,教学、研究与实践高度融合,产学研高度合作,进而构建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教育新常态。


《设计》:您认为设计教育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怎么样,请您从您的角度出发跟我们谈谈您的畅想。


何晓佑:作为一所大学,最主要的是有一群好的老师。当一群有思想的人在一起就能形成碰撞,碰撞就能产生火花,思想就能流动起来。当年的包豪斯学院就是集聚了一批有思想的老师,才有了包豪斯精神。我一直对于师资队伍有个想法的,中国老话说“不拘一格降人才”,我希望大学师资队伍是5:2.5:2.5,即50%的在编老师、25%的国际老师和25%的企业导师。这样一种构成中,50%的基本老师队伍偏重于教稳定的课程,包括基础课程、核心课程、研究性课程,有一定的稳定性;另外的25%完全国际化,可以把国际上最新的信息带进来;25%的企业老师可以是兼职的,这些老师对企业的需求和生产流程很清楚,能够把企业的信息直接带进去。我觉得这样的师资队伍构成比较合理,真正做到国际化和产学研合作。


作为一所大学,学术研究应该是一种“自觉行为”,而不是一种“功利路径”,大学老师不会因为所谓的“光环”而急功近利,而是踏踏实实地做自己喜欢做的研究,并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比如我们从事“中国传统造物智慧启迪现代产品创新设计研究”,持续了十几年。最开始的时候,为了申报南艺设计学科博士点,自设了《中国传统器具设计研究》的课题,从设计的角度,个案研究了100件中国传统器具,当第一本书出来以后,2004年我们申报了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05年获得江苏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当出版两卷以后,2007年获得第一届中国出版奖图书奖;该项研究共出版了四卷。项目结束以后,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停止,开始延伸到中国传统器具设计智慧启迪现代产品创新设计研究领域,2008年申请了江苏省文化科研课题,研究转向创新设计研究方向,在这一主题下的师生设计获得国家和省级多种设计奖项;同时将这一研究引入教学,2010年被江苏省教育厅遴选为省级精品课程。那个时候,传统启迪创新的研究在学界并不引人关注,我们持续申报国家和教育部的课题都没有获得成功,但是我们并没有停止,仍然继续开展这一我们认为有价值的研究,并在研究中进一步提升到中国传统造物智慧启迪创新的层面,并引申出“互补设计思维与方法”的研究,该研究论文2012年获得中国工业设计协会颁发的“中国工业设计发展十年理论贡献奖”。与此同时,我们将这一研究引入企业的设计研发,为海尔、三星等企业提供了多个创新产品的概念设计方案,为企业提供创新产品的原构思。该项目研究我们一直持续到今天,2016年作为“中国设计思想当代应用研究”中的核心子课题,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艺术学重大招标项目;2018年“国际化视野下的传统造物创新产品设计课程教学团队”被江苏省教育厅遴选为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教学团队;2019年该研究获得国家艺术基金人才培养项目。从中国传统器具设计研究→中国传统造器具设计智慧启迪创新产品设计研究→中国传统造物智慧启迪现代产品创新设计研究→国际化视野下的传统造物创新产品现代转译研究,该研究一步一步地跟着时代不断成长,引入教学,培养了师资团队,培养了学生团队;引入设计实践,为经济建设服务。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引申扩展、不断成长发展的研究,是我认为有价值的研究。这项研究还没有停止,2019年10月,我们以“中国传统造物智慧启迪现代产品创新设计研究”为专题最新设计的18件产品设计方案,参加了“2019世界工业设计大会的国际设计博览会展览”并获得好评,其中一件产品被企业看中,开始进入生产型设计;有若干件设计方案获得企业的联合开发意向;有6件产品设计方案被选择参加11月份在上海举行的“长三角创意设计联展”。明年,我们将出版这一专题的专著和论文集,作为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的小结。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没有被现在的评价体系所左右,我们认为这一中国设计的“思想基因”作为一条原创型设计研发之路,可以持续性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