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李叶
受访者：倪旻卿 同济大学社会创新与可持续设计实验室执行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倪旻卿，博士，同济大学社会创新与可持续设计实验室执行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和米兰理工大学访问学者。她的研究和实践致力于探索社会创新以及如何运用设计干预策略应对空间、系统和社会变革。近期她还关注协同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外生驱动和内生机制研究。她是Open Your Space(OYS) 研究实践项目创始人，旨在探究设计作用于都市社区建成环境的公共空间在社会学和文化意义上的复杂情境。由她领衔的四平空间创生行动已作为上海城市更新品牌项目。联合编著《主动设计》丛书首本出版物《开放营造：为弹性城市而设计》。她是2018第16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总视觉设计师，曾任2013第五届深港建筑/城市双城双年展联合策展人，参与策划伦敦国际建筑节、2016米兰设计周、2014上海双年展、2016苏州阳澄湖国际大地艺术节、2017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2018新加坡设计周等诸多文化创意主题活动。她一直致力于社会创新设计研究，探索场所社会化营造的城市空间运用对策，作品获得美国体验环境图形协会设计奖，带领团队荣获“2019年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近期她荣获上海决策咨询委员会省部级课题，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HRC)资助的中英国际联合研究项目。
《设计》：如果请您言简意赅地描述社会设计，您会如何概括？
倪旻卿：我认为，社会设计是应用设计思维和方法去解决或修补复杂的人类面临的社会问题。社会设计一直关注设计师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责任，以及运用“设计”带来社会变革的过程。
《设计》：社会设计的基本元素都有哪些？价值如何体现？
倪旻卿：回答这个问题要提到两个重要的人物：维克多·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和维克多·马格林（Victor Margolin）。设计理论家、设计教育家维克多·帕帕奈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最早提出“社会设计”这一定义。他的著作《为真实世界而设计》批判美国六七十年代的设计乱象，不考虑人的需求及环境需求的都将是错误设计，设计师应具备更多社会责任感。
另一位为社会设计理论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是设计史论家维克多·马格林（Victor Margolin）。他在2002年出版的《人造世界的策略》（The Politics of the Artificial: Essays on Design and Design Studies）一书中提出，“设计师有能力设想物质和非物质产品并赋予其形式，这些产品可以广泛解决人类问题并为社会福祉做出贡献。”这种意识形态是社会设计的基础。在这种观点下，社会设计是一种活动，不应被赋予慈善、援助、捐赠、帮助等内涵。它不是志愿工作，而应被视为对当地经济发展或民生发挥作用的专业贡献。同时，社会设计也挑战了传统的市场模式，社会设计设想了一种更具分配性的盈余概念的可能性，让服务、行动和系统设计更好地惠及广泛的用户群体，这些用户群体通常可能是在传统市场体系之外的。
《设计》：您从何时开始关注或实践社会设计的？能否用一句话概括您进行社会设计实践的原则/方法？
倪旻卿：回朔到英国留学期间，我的专业是环境叙事（narrative environment），我认为不单单是创造故事性空间，更是需要社会创新式的场所营造，这些场所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在个人或社区，还有业界和政府的多方资助下，经过设想、讨论、辩证和设计的过程而产生形成的。设计不再仅仅是造物，还通过可见与不可见的“系统战略”建构“场所”和“环境”，交叉运用综合设计语言，创造城市新的叙事方式和系统。它们例证了设计师作为研究者、合作者，作为故事的听众和讲述者，作为空间和互动的创造者，也作为系统的设计者。后来我在社区的设计实践，也印证了这些思考。用一句话来概括应该是，把设计视为主动的介入方式去关注社会问题，原型设计和用心观察人们的需求比五年计划更有效。
《设计》：社会创新设计和社会设计是怎样的关系？
倪旻卿：社会创新设计，是指创造新的社会形态，一种重新构建社会角色与关系的方式，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对社会负责的设计。现在两者的关系越来越模糊，都是在转向解决“抗解问题”（wicked problem）。
《设计》：作为专业方向，社会设计可以提供什么知识？同济大学设立社会设计方向的契机和初衷是什么？课程设置有什么特点？有哪些实践成果？
倪旻卿：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没有把社会设计作为一个专业方向，更多是把社会设计作为一个设计使命和设计的社会维度，重点关注运用设计思维和原型设计框架回应社会创新的目标，并通过设计研究、实验和反思性实践探索去尝试解决社会的问题。
我们认为设计需要一种新的、更积极主动的方法来应对经济和社会变革。设计师如何尝试将他们的专业技能结合到社会变革中？设计学院如何在其所在的环境中成为有效的变革推动者？社会设计如何影响设计教育？这些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许多问题涉及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因素，设计面临的问题不再只是审美问题，环境、城市体系、教育、医疗、养老、消费、社交、休闲、出行、安全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通过多方面的解决方案来应对，设计可以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起点之一。
为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行动能力，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主动打破学校与社区之间的隔阂，将社区打造成一个全新的“做中学”的环境。社区作为“生活实验室”融入教学、研究、共同创造的过程。我们在同济大学所在的上海市杨浦区探究一个综合问题：如何促成城市社区从创新的消费端转变成为创新的策源地？我们认为，“社区支持的创新”模式为“环同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思路。自2015年至今，学院师生主动发起“四平空间创生行动”并已连续举办七年，项目探讨公共空间在社会学和文化意义上的复杂情境下的作用，用设计干预的手段形成“在地、开放、小而互联”的分布式社会创新空间体系。通过本地化小规模以及渐进式的公共空间改造，解决当下老旧社区的公共空间品质亟待提升等问题，用富有活力的品质空间环境传递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为未来生活方式的原型测试持久互动打下基础。
《设计》：在中国做社会设计经常面临哪些真实客观的挑战？
倪旻卿：社会设计形成的过程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且受国情及社会结构制约，只有通过具体本地化的实践和探索才能迭代和优化。我认为，使用“通过设计的研究”方式深入参与和分析项目发展过程，是最大化地理论结合实践的有效方式。社会设计作为强有力的变革催化剂出现在社会技术体系中，在中国的社会情境中是如何平衡“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设计》：从最初投入到现在，您认为社会设计教育的内涵、外延、实践对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倪旻卿：社会设计可以被认为是社会创新的一种特殊方法。不管专业是不是叫社会设计，现在设计教育确实是往设计的社会影响方向去的。我们还需要考虑，设计教育要摆脱师徒教学模式和主观主义认识论的依赖，多采用以用户为中心和基于佐证的方法，做更多踏实的社会设计。
我认为，国内外的社会设计教育基本趋势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
1. 运用设计的专业技能来理解社会需求，并为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状况提供可视化的成果参考；
2. 面向社会设计的课程架构强调采用协作的、面向系统的方法来引导设计的研究和实践，运用设计方法如参与式设计以及协同设计、民族志设计研等，这些通过人们的集体创造力产生的社会价值方法去观察社会、了解需求和问题；
3. 通过课程或工作坊的形式让学生与更多的社会机构和社区进行交流和合作，尝试不同的方法，接触不同的社会议题；
4. 积极地回应重要的社会议题，主动创建原型项目，并为相关的商业、社会和文化环境制定战略。
我们面临的气候变化、产业转型、可持续生活等诸多重大挑战和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单一学科的能力。社会设计与其他学科更广泛的合作也有巨大潜力，尤其是综合性大学可以利用其自身学科优势，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同济大学尝试建立创新设计和智能制造学科群，设计思维在解决复杂社会技术系统问题中的独特作用，将为培养跨学科创新人才提供新的动能。
《设计》：对刚刚开始从事或者准备投身社会设计的人，您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助其顺利开展社会设计实践？
倪旻卿：社会设计作为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方式，需要更多的自下而上以及行动者的共同参与，作为设计师和研究者，我们都有义务让“事情发生”和让“事情改变”，设计师和研究者则要平衡“行动研究（research on action）”, “研究行动（action in research）”以及“通过行动进行研究（research through and by action）”的方式。社会设计需要依赖特定情境中的知识、能力和资源，个体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也是最主要的行动者。专业设计师需要承担起更大的作用，促进共同创造，成为社会关系的赋能者，在社会设计过程中，使用者拥有完全的创造性自主权的“自己动手”才是真正的设计参与。
人的行为无法被设计，但可以创造一些有利于特定行为发生的条件。如何创造出这样的条件和环境，让人们愿意积极参与，为社会创新而设计的一些设计干预手段可以在这个复杂系统里面为各种相互独立且有关联的项目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