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建明，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特聘全国色彩学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平面设计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流行色协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设计类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色彩学会（AIC）环境色彩设计研究组（SG ECD）终身荣誉会员、亚洲时尚联合会中国主席团主席、中国设计智造大奖组委会主席、2022杭州亚运会组委会设计总监。
《设计》：20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内容包括：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医疗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请您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就以上内容和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学术见解和探索。
宋建明：这是国家就未来民生工作所做的两个“五年计划”的专项愿景规划。我党我国行政的特点就是一旦“规划”被确立，就会按照指标分领域稳步推进加以实施的。这里围绕着“健康”五个关注主题，其内部均有紧密联系的，其实就是用普及、完善、建设和发展等不同的手段来实现与“健康”相关的服务、保障、环境和产业等领域十年的达标目标。这显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民与全领域的人们共同努力。这让我联想到最近教育部号召要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四个学科门类建设的目标（2021年3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教高厅函2021-10号〕），都属于这个大战略愿景的组成部分。我们所属的“新文科”发展战略，就是基于现有文科的基础进行学科、专业的课程重组，形成文理交叉，把现代信息技术融入其中，使新一代的人才综合跨学科能力，拓宽知识视野和练就创新思维意识与能力。同样，在这样的国家发展愿景的基础上，作为以解决问题为使命的设计学科中人，必须思考设计介入能力、方式和作为，创建“新艺科”的运作方式。在“新艺科”语境下的设计学科，必将紧紧围绕人与社会的健康生活方式展开研究，研究人在健康生活理念下的行为、器物与环境及其彼此关联的问题，提出立足设计学基础展开跨学科门类协同的系统解决方案，以及创建与之相适应具有科艺融合的人才培养的纲要。
《设计》：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持续增长，而人口老龄化加深，但国内对适老设计的重视仍不充分，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促进？
宋建明：这是一个好问题。其实最近十年我一直在关注逐年逼近的我国老龄化社会。这次全国人口调查数据只是让我知道它的具体数据而已，我知道我国老龄化社会进展的基本态势。因为，连我都退休了！换句话说就是作为我国恢复高考第一波上大学人已经正式退出主职场，因而我知道它的严重程度。我曾考察过欧洲、日本的老龄化社会的状况以及他们应对的措施与方法，也考察过上海、杭州等地经济发达地区的高、中、低各层次的养老机构，感受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在这个领域存在的差距有多大。老实讲我的内心是焦虑的！于是我就向中国美院文创设计协同创新中心领导提出：创办协创中心的初衷是“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八字宗旨。应对老龄化社会问题就是国家急需，中心要聚焦这个问题加以研究。中心主任直接就把开拓这个培养方向的研究生任务交给我。我虽一愣，但随即领命开始工作。
到目前为止，这个方向首批研究生已经毕业，第二批一位博士生和两位硕士生已开题立项；今年新进的硕、博生正在寻找课题。我们这些年大致做了这些事，1.认识我国的老龄化社会，对如今2.55亿的老年人做了分层分类分项的分析，基本上了解了它的基本形态和复杂性，包括从男女性别的个体老年人的角度认识不同年龄段显示出的不同的衰老程度、不同的病残、不同的失忆与失能的状态；从社会学的立场了解这些老年群体因社会阶层、教育水平、经济、家庭状况、地域状态而形成的复杂心理意识和诉求；2.认识我国当前康养产业状况与适老产品发展水平以及政策状况，它与发达的邻国是2位数的差值。3.选择老年人典型痛点为研究目标，比如聚焦对半失能状态的老年人的洁身难题，比如摔跤的防范，以设计思维与跨学科的设计介入来探讨破解难题的可能性。当然这个领域的问题成堆，缺口很多，许多未必能是以设计学科为主解决的，比如职业的护工教育与良好服务体系建立的研究等等，但是我想作为设计教育工作者必须积极呼唤设计界年轻人怀悲悯之心去积极努力，在扎实工作中向世界交出一份我国应对老龄化社会问题的答案。
《设计》：此次席卷全球的疫情对“健康设计”不啻为一次大考，给您带来的最大感悟是什么？您观察到了哪些“危”与“机”？
宋建明：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突然来袭，回想起来真觉得是我国不幸中之大幸。不幸的是老天突降大祸先于我国，各界因起先的措手不及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大幸是我国医学工作者及时的积极作为，国家领导人坚信并采纳科学家的建议，果断采取一系列应对有效的措施，调度全国相关资源拯救灾区于水火，老百姓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积极配合各级的管理，封城居家共同避过了一场大灾难。否则，就如众所周知的世界列强诸国那般因反智而陷入令人不堪的境地，还有老邻国印度炼狱般的境况！
既然是百年一遇，这个过程中的许多信息都震撼了我，同样，也有许多感悟。大如对国家治理与社会制度的比较，东西方文明智慧的比较；小到个人对人生的态度；以及所从业的职业作为等等。其实直到今天，这种思考并没有平息。
从方法的角度，我时常感到幸运的是我们使用的语言——汉语，这种祖先经过了数千年练就的智慧语言，把问题与揭秘的钥匙就之间隐藏在词汇本身。比如这“危机”（crisis），字面上的意思如外语呈现比较负面。当我们开始反思时，汉语向我们显示出可解密的状态：“危”与“机”的可分解性，而英文却依然固化。汉语暗示我们要用智慧来 解“危”而获得“机”。
以设计师的视角重审我们周遭生活的环境，发现生活中缺乏设计思维之处比比皆是。常态生活，我们可以习以为常地将就。然而当危机突降，被迫封城居家时，非常态的生活便会使人们陷入尴尬中。这次疫情降临，使设计师们得到了反观生活问题与设计介入的机会。我所观察到普遍的情况是：就一般都市家庭而言，本来就不算太宽敞的家居空间中，一下同时融入所有的家庭成员，而且要长时间封闭其中，甚至还新增避难来的若干家庭成员，平日性格不同或习惯迥异的人们因为并不是长时间共处，彼此忍让便可换得相安无事。然而，在这个非常时期，如此同处一室，一封闭就是三个月，甚至更久，可谓是到处是危机。如何变通以避免矛盾的出现？设计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契机来自当下这个网络时代。信息是每个个体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当人们沉浸在自己的网络空间时，最佳的状态就是独处。这就意味着只要有信息条件，人们的注意力就有所关注，而且可以长时间，所需的物理空间实际上只要一个容身之地。太大空间变得无意义。这就是说只要对现有空间做合理的分配，让所有家庭成员有自己的空间，大家就容易相安无事。这对于设计智慧来说是很容易处理的事情，使有限空间通过巧妙的分区和隔挡，就可以调整成为满足所有成员的私密或半私密的独处场所。从这个角度回望过往的家居环境设计，就不难发现我们现实空间与产品设计是多么的僵化。家居环境中从空间、家具、墙面与器物都是孤立存在的，几乎无法调整与挪动。它不仅浪费，而且也隐藏着不能协调和谐的危机。用“机”的眼光重新审视和诠释被设计的对象，或许那些“危”就不容易被固化了。
《设计》：疫情防控的需要给智能产品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您认为是否为设计专业的发展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
宋建明：智能技术带给设计发展空间，这无需置疑。然而，为生活而设计远不是加一个技术要素那么简单。基于设计师的立场，在严峻的防疫期间，我确实对以往的设计理念与设计方法做了为时不算短时间的反思。就像我回答上一个问题那样，过往人们对产品思考居多，而对人的生活态思考不足。差别在哪里？前者产品的关注，总摆脱不了类型化的问题，不论是建筑、室内还是器物，产品概念是清楚的，方式基本是被固化的，再设计时更多的是在做款式、色彩、质感等表面文章的变化，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是少有的。而后者则不同，关注的是不同人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行为，以及居家环境下，如何有趣且自在的生活；像这样的生活需要提供怎样的环境和器物。这显然是两种设计思维方式与形态。经验表明：只有设计新的生活方式才能够有开拓出新物种和环境。在后疫情时代，设计师还要新增常态与非常态变通的意识，以便当危机降临时，人们应该能够利用现有的资源从容地应对。
亲历了此次变故，并且观察了危机时期的都市民众的生活态，我确实思考了一种基于人们日常健康生活态的跨专业领域的系统设计方法和产业形态。首先建立起贯穿宏观、中观和微观有机的设计理念。从宏观角度看，设计从一个合适的社区生活态开始构想，这个社区能够方便地为本社区的居民提供公共生活场所，配套服务与特殊救助；这个社区还能够自如地与周边社区形成协同交流，彼此互助，资源分享与共享，这就意味着它是融入到“城市大脑管理系统”。这样从城区界面、社区界面以及建筑群落层面系统设计，可以建立从个体生活、多维供给、有效运营与系统组织管理系统。其次，从建筑群落与单体建筑深化设计，底楼与高层、地下层与地面层、内庭院与周边公园之间，都形成有机性。这就要求动静态交通流畅，人车分流，公交与私车以及非机动与人行，各行其道，便捷、安全和洁净；而中观层面，就可以落实到建筑内部的公共空间和私家空间都具灵活可变的。而就个体住宅空间设计，可以视为微观层级，我的想象中，除了承重墙与硬性的上下水、气等不可移动的装置之外，原则上应该让所有的空间都能够依据生活方式与行为的要求“活化”起来，收纳储物与隔墙形成一整套“围与隔”的体系，再配合家具、家电、家纺以及家居芯片和传感器等形成一整套智能家居生活态所需的各种各样的空间系统，以此最大限度地使家居空间具备多种多样变化的弹性。空间有了变化的弹性，智能化产品就有了新的存在的条件，生活的可塑性就大大增强了，不论是常态还是非常态的生活降临，人们完全可以在有限的空间环境里塑造出各种有趣的生活态来，使彼此愉悦，身心安适自在的应对来自外界的情况。从技术的角度看，这些都已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新的健康生活方式的设计思想脱颖而出。
《设计》：在“后疫情时代”，设计教育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宋建明：最近我多次应邀做了“新文科语境下的设计学科建设”专题演讲。在准备这个演讲时，就同样遇到了类似这个“后疫情时代设计教育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的问题，无须讳言，我想这“后疫情时代”我国将面临着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或许某些“脱钩”将变成可能，那么，我们原本开放的环境将遇到各种封锁。我们及时地了解国际科学技术与哲学社科发展的新成果将会增加难度。当然，我们首先要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直面国内学科发展瓶颈与短板，直面扑面而来的老龄化社会诸多问题，以及包括城乡发展不充分在内的诸多的现实问题，以及设计界遇到各种各样具体的问题，诸如所谓“泛时尚”的潮流，90后成为市场新兴力量导致的变化，设计工具的日新月异，自媒体四处渗透，线上线下交融等等突变带来的挑战。作为专业设计教育工作者，必须清醒意识到这个多元并存的时代，保持积极开放的学习心态，积极地与各个学科门类展开协同合作。同时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教育的目的，除了引入新技术之外，培育新观念，新精神、新情感和新价值的形成，最终还是要使设计新兴人才力量具备创新思维的能力和创造新知识与新产品的能力。
从教与学角度来看，我常用“内修”与“外化”的“双螺旋结构”作为我与学生交流，这是保持专业定力的具体做法。内修是指学生坚定信念，外化则是指服务社会的理念。内修五个维度：“心、言、图、物、境”；简要说就是：“心”，这是教育的核心，充实作为面向未来的设计师的心智；“言”，这属于教育的内容，完善设计思维、方案文本的叙事能力；“图”，练就设计师基本造图与造物的体系化的表现能力；“物”，把握物态的成型能力，这些是设计师安身立命的基本功，所不同的是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设计师的造物能力显示出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而“境”，则是设计艺术的价值观，是追求的境界，是意境、哲境和美境的集合体。同样，服务于社会、职场和市场的“外化”也同样是五个维度：“人、事、物、场、境”。其中的“境”是连接设计师“内修”与服务社会“外化”的纽带，它意味着从个人的内心修养向社会生活美学精神的转化。那么，这里的“人”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多种多样有诉求的对象，在不同的领域会有不同的变化，诸如在城市和乡村，这个“人”就会以政府官员与原住民的关系出现，而涉及市场，“人”的要素还会丰富，会新增为消费者与供应商、产业与投资者等等类型与关系。所有的“人”的要素，都会对设计的诉求提出要求，它会涉及到愿望，那些与人性、人愿关联的关系。而这里的“事”则是相关的产品的内容，不同的“人”自然会涉及不同的“事”；这个“事”就是对产品——“物”与“场”乃至服务提出的诉求。外化的“人、事、物、场、境”与内修的“心、言、图、物、境”，是相互联动的“双螺旋结构”的反馈。如图所示。
学研双螺旋结构
“后疫情时代”的大环境毕竟是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我以为：不管风吹浪打，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仿佛是莫测变化的表象中看到它本质的恒定的关系。我们只要保持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设计》：请给“后疫情时代”的“健康设计”提一些建议。
宋建明：在我看来不仅是“后疫情时代”，在我们现今社会生活中，民众现实生活里始终存在着许多不那么健康的生活习惯与习俗，它反映着的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水平。以这样的视角我们的社会，就不难发现其中有不少会涉及到民间的移风易俗的问题，有些是审美意识问题，有些是奢侈浪费问题……，深究起来，这是长期缺乏以美育为核心的公民教育、包括官员的美育的问题，以及善待社会弱势群体、老弱病残、贫困人口等等问题。特别是我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中，有太多人失能失智老年人及其家庭需要设计介入，以减缓乃至拯救这千家万户的人们摆脱困境，从而使我们的社会更大范围内显出良治的效果。问题与成因看清楚了，所谓的“健康设计”就容易找到抓手。首先应该是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为此而设计。这其实是支撑习总书记提出的“美丽中国”的“中国梦”伟大愿景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这个大背景上论“健康设计”，我们的工作大概就靠谱了。它是一项长期的持之以恒的系统工程。我们要摆脱那种急功近利式的、“运动式”时尚做法。
此外，适应于各个社会层面的设计教育也非常重要，要树立“设计”并非是“设计师”的专利，它应该是人所具备改造现实生活、提高生活品质的基本能力，公民教育其实就是唤醒人们沉睡的这些基本能力，再借助网络技术可使之变成社会文明的创造力，大家各显神通，相互交流，集全民的智慧与实验经验，足使得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健康，家庭与个体的生活也就变得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