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李叶 李杰
受访者：巩淼森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巩淼森，博士，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DESIS Lab主任，米兰理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联合培养的设计学博士。现任国际艺术与设计院校联盟（Cumulus Association）执委，国际社会创新与可持续设计联盟（DESIS Network）国际协调委员会委员及中国联盟（DESIS-China）联合协调员，中国高校设计学博士论坛和中国服务设计教育联盟的发起人之一。学术专长包括服务设计与社会创新、华夏文化溯源与设计创新、创新设计等。
《设计》：作为国内最早从事社会设计的学者之一，您从何时开始关注或实践社会设计的？能否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概括您进行社会设计实践的理念？
巩淼森：这要追溯到我在意大利留学的经历了。2005年，我申获一笔意大利政府奖学金，在米兰理工大学POLI.Design攻读战略设计（MDS）二级专业硕士学位。这个课程培养方案的四大核心板块为可持续设计、服务设计、社会设计和商业模式设计。这些内容其实与我当时的留学意图有一定的差异，那时国内设计教育和产业的实际状况是传统工业设计的水平和发挥空间还很有限，对可持续设计、服务设计、社会设计等新兴领域的关注较少，我急切希望学习意大利在家具、电器、文创等各类产品设计的方法和经验。直到课程学习的后半段，我才充分意识到这些新兴领域的价值以及为何称其为战略设计，遂申请了意大利政府博士奖学金，师从埃佐·曼奇尼（Ezio Manzini）教授从事可持续战略设计和社会创新设计方向的研究。在读博期间，参于了欧盟EMUDE和联合国环境署CCSL等大型社会创新研究项目，参会组织了2008 Changing the Change国际可持续设计学术会议和2008都灵设计首都国际夏令营，2009年参与创建了国际社会创新与可持续设计联盟（DESIS），同年作为联合协调人与国内兄弟院校共同创建DESIS中国区域联盟。这些留学和工作经历，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个人的研究兴趣和职业路径。回国后作为江南大学DESIS Lab负责人，一直从事社会创新设计领域的教学、研究和实践探索工作。2014年成功孵化了专注于智障人士关怀和赋能设计的无锡可益会社会设计实验室，目前已经成为无锡地区的明星公益组织。2022年孵化了无锡九典书房，立足传统文化，开展儿童蒙学教育的探索，以文化赋能下一代。自2010年开始，作为社会创新设计领域的重要交流基地和窗口，我们连续13年组织年度“江南大学DESIS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个领域持续耕耘近二十年后，如果想用一个词来概括社会设计的根本理念的话，我觉是“敏锐的关怀”。
《设计》：“社会设计”是否就是“以社会为本”的设计？能否请您言简意赅地描述社会设计？
巩淼森：我觉得这么说不准确。社会设计（Social Design）很可能有“以社会为本”的理念，但他们并不太对等。社会设计中的“社会”是形容词，而以社会为本中的“社会”是名词，作为名词的“社会”，其内涵是比较确定的，与作为形容词“社会的（Social）”有着显著差异的内涵和范畴。比如当我们说“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的时候，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内涵。广义的内涵指与“社会”相关的问题，作为一个中性的描述，指代一切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的现象或议题，比如老龄化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城市化问题等；而狭义的社会问题侧重问题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一方面反映在问题对应人群的特殊性和相对小众，另一方面，也反映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比如智障人士、留守儿童、失独老人等。在广义和狭义的内涵之间，还有很多处在中间的概念内涵，不一而同。总之，“社会问题”这个概念，广义和狭义的内涵有显著的差异，如果把这种差异投射到“社会设计（social design）”概念上，同样可以有显著差异的解释。广义上的社会设计可以解释为指向广义社会问题的设计，狭义的社会设计可以解释为指向狭义社会问题的设计。当然，一个专业词汇的内涵，并不是单纯的语构现象，而是由定义概念的实践者和学者们共同塑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设计通常指狭义的内涵，也就是说，设计领域所讨论的社会设计，通常是面向狭义的社会问题所开展的设计活动。因为狭义和广义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因此这些概念和内涵之间也有相对模糊的一面。正如同“设计”本身的狭义和广义的差异和模糊性，在不同语境下，所指差异会很大。当我们从新闻媒体上看到谁是某事物的“总设计师”等类似表述时，这里的“设计”通常和设计专业所指“设计”内涵相去甚远。广义的设计似乎无所不包，那么整个社会的设计似乎也是一种设计，是不是可以称之为“社会设计”？总之，如果抛开语境谈专业名词和概念，其意义和内涵容易混淆。当我们谈设计或社会设计时，更侧重在设计专业的语境下来讨论，也就是相对狭义的设计和社会设计。因此，简要概括，我认为社会设计是指围绕社会性问题或目标开展的任何专业性的设计活动。
《设计》：社会创新和社会设计是怎样的关系？
巩淼森：这是个很有意思，也经常被讨论的话题。我个人的研究更多用“社会创新”表述，但从研究的内容和结果上看，多数也都适用“社会设计”的表述。在国际社会创新与可持续设计联盟（DESIS）框架下，社会创新的表述要甚于社会设计。那么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创新（Social Innovation）”和“社会设计（Social Design）”指向完全不同类型的概念和事物，“社会创新”是指某一类创新，而“社会设计”是指某一类设计。若要探究它们之间的最大关系是什么，应该先追问“创新”和“设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广义上讲，设计是创新的前置构想，是整个创新全流程中的一部分，是创新的前提和龙头。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充分的讨论和表述，不再赘述。仅强调一点，如果试图比较“社会创新”和“社会设计”，意义不是很大，因为它们根本不是同一类，可比性不强。比如，白马可以和黑马比，都是马；也可以和牛比，都是哺乳动物；但是马和草虽然都是生物，但没什么可比性。
真正可以比较的是“社会创新设计（Design for Social Innovation）”和“社会设计（Social Design）”，至少它们都是指向某类设计。要理解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是理论问题，更不是语言问题，而是历史和现实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这些概念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周期里，一些实践者和学者在表达和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专业词汇和概念。社会设计的缘起是设计领域的社会化思潮，设计作为专业是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的，因此有天然的亲资本、亲商业的特征，大量的设计活动和资源服务于更有消费力的人群。上世纪的后半叶掀起了设计伦理大讨论的浪潮，帕帕奈克的《为真实的世界设计》就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关注环境、底层民众、弱势群体逐渐成为设计界的共识之一，社会设计就在这个背景下产生，设计师通过专业设计介入，来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质量，化解或缓解棘手的社会问题。而社会创新设计的探索要晚一些，虽然有共同的时代背景，社会创新设计则更侧重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从可持续材料和产品，到可持续生产和消费，进而到可持续生活方式等，换句话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人类社会个体和群体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最终也是文化和幸福观的转变，社会创新设计是在这条路径的探索中提出来的概念。以埃佐·曼奇尼（Ezio Manzini）教授为旗帜的DESIS NETWORK成为了在这个路径上探索的主力军。
由此不难看出，相比指向狭义社会问题的社会设计，社会创新设计更偏向广义的社会问题和普通人群的改变，包含但并不强调针对弱势群体。因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非常重要，但不足以改变目前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现状，要实现可持续社会，需要更广泛的人群的改变。这可能是两者的关键差别之一。更多关于社会设计和社会创新设计的比较，可以参见曼奇尼教授的力作《设计，在人人设计的时代》一书。当然，正如前面所提，不管是概念词汇，还是概念的定义，本质上只是一种人为的约定，既然可以这样约定，那么也可以那样约定。为此，如果我们把社会创新设计和社会设计等价起来，都统一称之为社会设计，并赋予社会设计更包容性和普遍意义的内涵，也未尝不是好主意。如此，“社会创新和社会设计”之间的关系就与“创新和设计”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同构，学术界也可以省下不少咬文嚼字的功夫。
《设计》：关于社会设计方向，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在教学和人才培养上有哪些设置？主要培养目标是什么？
巩淼森：江南大学设计学院自2009年成立社会创新与可持续设计国际联合实验室（DESIS lab）后，逐步系统地开始相关方向的教学和课程建设。在研究方向布局上，我们把社会设计融入到服务设计和社会创新设计中。在本科生层面，侧重服务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在研究生层面，侧重社会创新的理念和策略。目前在本科的产品设计、整合创新设计两个专业，设有《服务设计》专业自主课，作为一门辅助性课程，让学生了解服务的概念和基本设计方法，设计关注从产品延伸到服务。在研究生培养方案中，有一门选修课《服务设计与社会创新》，侧重社会创新设计的探索，让学生对服务设计等前沿领域有较深入的学习，对设计范式的变迁有基本的认识，并通过具体的社会创新设计项目开展实践性学习和探索。这门课自开课以来一直是最受欢迎的研究生选修课程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基于DESIS Lab平台，我们在这个方向上构建了教学、研究、交流和实践多层次的体系。以研究和国际交流引领教学和实践，通过教学探索来补充研究与实践，通过实践和实践平台支持教学和研究，实践平台包括Lab直接孵化的可益会、无锡九典书房等机构，以及爱未来、谈村、倪家巷等伙伴机构。更详细的内容，可以看我在《创意与设计》发表的一篇文章《面向社会创新的服务设计：江南大学 DESIS Lab 的探索历程》。
《设计》：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是否考虑将社会设计作为一个专业或专业方向？研修社会设计的学者中，有的想把社会设计作为学科，有的则认为社会设计作为学科会矮化了社会设计，会面临话语霸权、实践的窄化、概念的标签化、简单化等挑战。您怎么看？
巩淼森：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的课程，十余年来我们培养了大量的服务设计和社会设计方面的人才，包括一批到国外深造的学生。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将服务设计或社会设计建设为独立专业的计划，其中的部分考虑是服务设计和社会设计都是属于高阶段的设计领域，设计内容和过程相对复杂，难度较大。一方面需要对设计问题具有较好的探究和认知能力，另一方面，需要有更成熟的专业技能。因此，在本科阶段目前只是作为一门自主课程做介绍性的导入，也不排除作为独立专业方向的可能，不过得充分评估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效率。相对而言，在研究生培养中，研究方向设置相对灵活，目前有不少这个方向上的论文。2022年最新版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设计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可授予工学、艺术学学位），服务设计、社会设计等新兴方向都充分体现了综合性、跨专业等交叉学科的特点。
至于社会设计作为学科方向是否会矮化了相关的实践和探索的问题，我想这或许是一把双刃剑。从社会设计的目的性来看，是否作为学科方向是次要问题，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发挥所有设计专业和学科方向的作用来干预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专业或学科方向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排他性，也不排除连带产生一些话语霸权、实践的窄化、概念的标签化等负面影响。但是也不能否认作为专业或学科方向的积极意义：获得更多的学术发展资源，提高该方向的可见度和社会影响力，促进更加聚焦的探索和学术交流等。因此，孰是孰非，也不好一概而论。就我们学院的情况，目前并没有在组织架构或学科架构上设立独立的社会设计或服务设计方向，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这些新兴领域的探索和发展。
《设计》：您觉得中西方的社会问题和语境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会影响社会设计在中国的实践吗？
巩淼森：社会设计围绕社会问题展开，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会在社会问题及其认识上都会体现出显著的差异，当然也有共性。之前提到过社会问题有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略看中西方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在狭义概念的社会问题上，国内外有相同类型的弱势群体，如残障人士的出行，这是个全球普遍存在典型弱势群体，都有出行的需求和困难。作为一个共性的社会问题，从公共空间和设施的角度，国际上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设计规范和方案，当然，每个地区执行的颗粒度不太一样。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国内在公共设施的无障碍、包容性设计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问题存在和对问题的认识在中西方之间差异并不大。也有差异较大的一些社会问题，比如无家可归者，作为典型的弱势群体，是国外社会设计项目的高频目标群体。然而在国内几乎看不到无家可归者，我们的文化（乡土情结）、人口管理（户籍制度）、保障体系（低保）以及城市管理机制等综合因素决定了不会出现长期性的、数量上有统计学意义的无家可归者群体。再比如难民的安置或移民的社会融入，也是欧美典型的社会问题之一，这些问题对国内的同行来说相对无感一些，我国总体上并没有产生这些社会问题的土壤。这些都反映了不同的社会语境会产生不同的（狭义的）社会问题或问题的不同特征。
由于文化观念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差异，中西方在广义的社会问题在反映出的差异性更大。比如备受关注的“健康”问题，虽然中西方很多病症是一致的，但是中国有中医和西医两套完全平行的健康与医疗体系同时在发挥作用，各取所长，尤其是植根于华夏文化的中医的复兴，将为健康问题打开新的空间和机遇，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中中医的处理手法和独特表现是信号之一。再比如多性别（LGBT）问题，以西方政治正确的观点看来，这是多样性和个人自由的体现，应该得到社会充分的认可和尊重并积极通过媒体强化，让这个观念得到普及；而在中国本土文化和社会语境看来，这并不是多样化问题，而只是一种反自然、反人类的病态现象。生病了，上策是治病救人，即使治不了，也不能把病态作为常态来宣扬，理直气壮地以病为常。中国社会总体上遵循自然正确，锚定天地自然作为人文观念的判准。因此国内主流社会在不少广泛的社会议题上与西方的政治正确的观念会形成显著差异化的看法和理解，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对社会问题的处理手法和设计干预方式。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流浪动物，我国虽然没有无家可归者群体，但有大量的流浪动物，很多人对这些流浪动物富有同情心，会定期投喂和保护它们。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也很喜欢为流浪动物做设计，来提高它们的生存质量。这类社会设计只看到了流浪动物作为“弱势群体”值得同情的一面，却没有看到流浪动物的存在对环境和人们的生活构成威胁的另一面。同一事物的两面，孰重孰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同一个社会问题的不同认知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设计对策和构想。因此，中西方在文化和社会语境的差异必然会影响社会设计的理念和原则，以及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对策。
《设计》：您在社会设计和创新的探索过程中，先后孵化了可益会社会设计实验室、王晶背书有机实验农场、无锡九典书房等机构，能简单谈一些您这十余年来的实践轨迹吗？
巩淼森：自2010年回国至今，除了校内的教学和研究，我也积极开展社会设计和社会创新的实践探索，先后参与孵化了三个机构：可益会、王晶背书和九典书房。可益会社会设计实验室致力于智障人士赋能的社会创新机构，最初只是2012年DESIS国际研讨会的工作坊上提出来的一个设计提案“益工坊”，会议主席曼奇尼教授鼓励我们尝试一下，随后小组成员之一张雳老师牵头，带领Lab团队探索实践，不断优化，成效显著，价值明确。2014年正式注册为非民机构“可益会”，主要从事针对智障人士的潜能开发、共同生产与创造、社会融合等方面研究、服务和培训。通过设计师和智障人士的多维创造性的交错和整合，提高该群体的生活质量以及劳动的经济价值。该项目获评无锡市十佳公益创投项目、江苏省青年公益项目大赛前三甲等荣誉，成为无锡地区的明星公益组织。
王晶背书是一家实验性的有机农场，基于Lab在有机农业、社区农业等新型食品网络领域的研究积累和伙伴关系，2014年团队开辟了一个小型的实验性有机农场，启动实践探索，目的是建立一个小规模但全新的创新型农产品生产和消费体系，通过先进的永续耕种技术整合，高效普惠的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围绕信任链重构的社会创新，试图摸索一条符合我国现实条件、面向相对大众、具备高标准品质的新型农业发展之路，推动产业良性循环。可惜近年受疫情影响，加上租用土地因政策原因多次变更，目前这个实验项目暂时中止。
无锡九典书房聚焦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创新设计，是DESIS Lab最新的实践探索项目，也反映了我们在社会设计和社会创新等方向上的最新思考，将社会性视角延伸到了文化性视角。这种延伸和转变并非必然，不过对我而言好像又挺自然。首先社会设计和社会创新其核心的作用对象是人，核心的作用机制是赋能，其作用效果伴随着个人和社群的行为、认知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换句话说，社会设计促进社群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以文化更新导向更美好、更加可持续的未来。既然如此，社会设计和社会创新是不是可以直接从文化角度切入，来开拓新的探索路径和空间呢？对于拥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来说，文化资源是我们作为唯一存续的四大文明古国的绝对优势。另外，在过去多年对先秦经典文化的学习中发现，不管是可持续发展还是社会创新的理论和思想，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不谋而合，尤其是先秦经典文化这个思想宝库，对认识和思考当代全球挑战和社会治理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和启发意义。这些令人振奋的观察促使我们在DESIS lab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成立了“华夏文化溯源与设计创新”专题研究组，致力于先秦经典文化思想的溯源，并尝试通过设计创新开发其在当下实现世界和生活的价值，以传统文化的复兴来促进未来可持续社会的构建。在多年研究积累基础上，2022年，我们参与孵化了一个新的文化发展和服务机构“无锡九典书房”，它是一个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社区的综合文化服务平台，目前主要围绕传统蒙学、儿童研学和经典文化读书会等开展实践探索，尝试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切入点，直面社会问题和痛点，改造人和社群的认知、行为和生活方式，促进美好生活愿望和可持续发展愿景的实现。
《设计》：对刚刚开始从事或者准备投身社会设计的人，您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助其顺利开展社会设计实践？
巩淼森：我开头说过社会设计需要“敏锐的关怀”，也就是说，从事社会设计的人需要有更强的社会使命感，以及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这无疑对设计师的主观条件提出较高的要求，否则，具体工作上可能会相对迟钝，亦或韧劲不足，容易半途而废。不过对于准备从事社会设计人而言，这只是基本条件，并不是难点，真正的难点是从事社会设计的难度以及与之相对称的个人能力，包括综合能力和专业能力。为此，设计师应对项目的难度和不确定性要有充分预估，对设计的目标效果预期不宜过高。如果你有足够的社会关怀，对社会设计的复杂性和难度也心里有数，准备热诚地从事社会设计方面的事业，那么我还有最后一个建议：在致力于处理社会问题的同时，最好能处理好个人问题。换句话说，促进社会的美好和进步同时不应忽视设计师个人的美好和进步。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设计师带着情怀从事社会设计时，发现个人问题（如健康、家庭、职业等）没有处理好，不妨重新考虑自己是否适合长期从事这份事业。如果是因为专注于社会问题而牺牲了个人问题的处理，某种程度上，这非但是不道德的，是否值得也需要重估；如果造成个人问题的原因与投身社会设计无关，那么需要评估下个人能力。如果尚不能处理好个人问题，那么处理社会问题就很可能会带来高风险。总之，先具备处理好个人问题的能力，再投身处理社会问题是比较稳妥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