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李叶
受访者：张黎 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张黎，博士，教授，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设计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设计伦理研究所所长；全国优秀样板党支部支部书记、广东省设计学课程思政教学示范团队负责人。广东省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2021）、广东工业大学引进“青年百人”A类人才；“任凤凰文库·设计理论研究系列”与“设计与时代·译丛”联合主编、中国人文社科期刊评价委员会设计学分委会专家委员、艺术人类学学会·生活样式设计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委员、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与中国美术学院创新设计学院的校外硕士生导师。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文艺评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等在内的科研项目6项、西班牙设计史国际科研项目1项；在《The Design Journal》《文艺理论研究》《装饰》《南京艺术学报（美术与设计）》等期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AHCI、CSSCI与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收录论文30篇。出版包括《日常生活与民族主义：民国设计文化小史》（专著）、《性别化的设计批评》（专著）、主编的两套译丛已正式出版25本，其中参与翻译8本，如《思辨一切》（独译）、《对抗性设计》（独译）、《批判性设计及其语境》（独译）、《话语性设计：批判、思辨与另类之物》（独译，计划于2023年出版）。
《设计》：目前的设计教育是否对应对真实世界挑战的设计核心能力有了明确的认识，并以此为目标来调整教育的内容、培养的方式和支持的体系？我们的课程设置正在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引入了什么新的方法工具，如何设计出新的教学内容？
张黎：在目前的教学工作中，通常会一开始就抛给学生一个关键性问题，即所谓“真实的世界”（real world）是什么？现在的学生，可能会有一个误解或“幻觉”，他们所感知的世界绝大多数时候都来自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等这些媒介当中，真实世界中的大部分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甚至是缺失的。比如社会中低阶层民众及其在实际生活面临的生存难题，他们既关注不到，理解也有相当大的偏差。所以在课堂上，尤其是面向本科生，会引导他们重新建立对真实世界的准确认知，尽可能地关注到不同的人群及其境遇。国内已经有很多院校在这个部分都做得非常出色，比如像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社会设计在中国”全国公开课，已经成功举办了两期。我常与不同高校的同行们交流，大家有一个共识，即希望引导同学们去介入真实的世界，去接触苦难的人，去感受困难的事，去体会日常的重量，最后才是反思性实践（reflective practice），面对真实世界如此庞大的系统性问题，“小小”的设计，可以以及如何做些什么。
上述共识，也让我意识到了“设计伦理”的重要性。比如，我们会引导学生去重点关注那些在注意力边缘的“小众”，如农村老年人、独居孤寡人群、失智人群、老龄女性、特殊儿童、拾荒者等等，这类群体及其境遇基本被忽略，但他们却是最需要设计服务的那一群人。为了可以接触到真实的人群与问题，相关课程也会主动跟学校周边的社区居委会做一些共建活动，让同学们和居委会的管理人员、居民（主要是一些老年人、独居者、低收入人群）等直接沟通，了解他们日常生活中遇到过哪些困境，哪些社区服务让他们感觉到被忽略等。我们会把这些选题纳入课堂进行研讨，将这些真实的问题转化为设计要去解决的课题。有条件的时候，我们还会在结课答辩的时候，邀请到非专业、非校内的老师们来参与评价，这些人通常是这些相关课题的利益相关者，或者我们会让同学们带着他们在课程中完成的方案，回到社区跟居民做汇报与交流，以了解问题解决得怎么样，还可以有哪些优化的空间。
此外，结合着时代背景与湾区产业现实，我们对一些课程内容做了调整，比如重点关注设计与新兴技术的关系，尤其是像“NBIC”（汇聚技术）这些具有颠覆性的新兴技术。2000年，美国科学院组织了一批著名学者讨论人类的未来科学究竟有哪些，他们的结论是“NBIC”（纳米–生物–信息–认知）。“纳米、生物、信息、认知”这四个领域是世界公认的21世纪最前沿技术，每个领域都蕴藏着巨大潜力，而其中任何几项技术的两两融合、三种会聚或四者集成，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效能。在下个世纪，或者在大约五代人的时期之内，一些突破会出现在纳米技术（消弭了自然和人造的分子系统之间的界限）、信息科学（导向更加自主的智能的机器）、生物科学和生命科学（通过基因学和蛋白质学来延长人类寿命）、认知和神经科学（破译人类认知并创造出人工神经网络）和社会科学（理解文化信息，驾驭集体智商）领域，这些突破被用于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并可能会再一次改变我们的物种，其深远的意义可以媲美数十万代人以前人类首次学会口头语言知识。因此“NBIC”不仅仅是个新的名词，更是一种全新的概念和学科。四大技术的融合将缔造出全新的研究思路、产业模式、社会文化与设计日常。
实际上，关注技术，也是直面世界的“真实”。因为，今天的新兴技术大概率会成为未来的日常技术，尽管目前还是一种“准真实”（Quasi Real），未来会成为真实，甚至“超真实”（Hyper Real，鲍德里亚）。基于上述立场，我在比如“服务产业分析”“设计符号学”等本科生课程中导入了“思辨设计作为方法”的内容，2023年的秋季学期，也会面向全院学生开设《思辨设计导论》的选修课程，并计划于今年内完成《思辨设计导论》的教材写作。所谓“思辨设计”（Speculative Design），我理解的定义是，“对尚未大规模商业化的新兴技术原型及其未来社会影响进行批判性地推测与视觉叙事”，因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批判性”立场与态度，所以是“思辨设计”，而不是“推测设计”。由于这些技术还没真正落地，且具有相当的专业门槛。由于“不了解”，作为这些技术受众的大多数民众很少有机会参与到这些技术发展的决策讨论与博弈过程中。思辨设计采用设计虚构等方法，以物理道具与场景虚构的方式，视觉地模拟出了技术原型在未来世界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前瞻性地以想象力进行批判性推测，以视觉叙事进行表达，比如用电脑渲染和一些蒙太奇视觉拼接的方式，在某个具体的应用场景中，围绕着某个核心的“物理道具”（通常是作为日常应用中的技术原型），来讲一个故事，以故事情节来帮助大众理解，这种技术一旦不加批判地、无差别地导入日常生活，会产生哪些（负面的）影响。思辨设计作为方法论的价值，很大程度体现在“邀请公众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这种科普价值与社会价值上。最后，在结课环节，也不再是让学生写课程论文或者考试等常规方式，尤其在Chat-gpt等AI技术的盛行之后，“逼迫”学生去写那些“车轱辘话”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我会要求学生以作品构成展览的方式完成课程考核，一方面可以让学生直面真实世界对其作品的反馈，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公众参与其中。
在面向研究生的《设计伦理研究》课程，主要也是在新兴技术的现实语境中，结合技术哲学、技术伦理学等跨学科内容与研究方法，帮助学生立体地理解当代设计的伦理价值。除了基础理论知识的讲授之外，还会加入很多专题式的内容，如人工智能的设计伦理、思辨设计的想象伦理、对抗性设计的实践伦理、批判性设计的反思伦理、话语性设计的沟通伦理、物导向设计的物伦理、女性主义设计的关怀伦理等。据多届修课学生的反馈，经过上述课程内容的学习，很大程度刷新了他们以往对于设计的“刻板印象”，比如“设计一定要解决问题”“设计一定要或只能以用户/人类为中心”等。上述改变，实际上说明了学生逐渐习得了一种未来设计师所必需的“关键”(critical，也可以理解为批判性的）的潜能，即“思辨素养”（Speculative Literacy）。
“思辨素养”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想象力（imaginary）、批判力（critical）、关怀力（care）、话语力（discursive）、叙事力（narrative）等。其他的比较好理解，可能大家对“话语力”比较陌生。“话语力”，简单地理解，就是构建话语的能力。主要来自于“话语性设计”（Discursive Design）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则主要来自于2018年由美国学者Bruce M. Tharp 与Stephanie M. Tharp出版的《话语性设计：批判、思辨与另类之物》这本书。
实际上，“话语性设计”作为一种新设计范式的底层逻辑并不新，反而算是设计本体论的基本要义之一， 简单理解就是“通过设计的话语”（Discourse Through Design）。“话语性设计”（Discursive Design）在实用主义的设计态度之外，更加关注设计在智识方面的影响力，以物作为引导提问与开启对话的媒介，实现传达观念、塑造信仰、引起反思等目标。为了应对信息时代带来的“理性困境”，话语性设计旨在为“无言之民”提供翻译仪与扩音器，越多人能够参与到技术应用的议题讨论中，就越能保障其技术伦理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
如我在“话语如何设计”（2021）的一篇论文里写道的那样，在话语性设计师看来，设计之物（Designed Objects）是启发对话、生产话语的关键触媒。今天的设计，除了使设计师成为更有社会意识的文化使者之外，也有机会作为话语工具帮助消费者转型为具有批判意识的全球公民。话语将个体链接进集体的共同世界，通过物作为语言媒介，将直觉、知觉、反思等抽象无声的智识活动，整合为可以被听见、被看见、被意识到、被想起的对象，从而激活公共话语，以构建出那个突出沟通伦理的理想未来。
由于缺乏“话语力”的有意识训练，我们很多同学就像“水壶里煮饺子”，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也称为“隐性知识”）似乎永远在沉睡，自己的所思所想，不能用一种成体系的、逻辑化的方式进行表达，无法显示出一种“整体性的意义”，这便是话语力缺失的表现。然而面对多变的未来，我们的设计师不仅需要有动脑动手的能力，还需要有动嘴的能力。必须形成强有力的意义建构能力，所说的话才能形成观点和话语，才有可能系统性地呈现自己设计的价值。除此之外，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指向，已经成为学术界积极探讨的重大课题。这个话语体系，我觉得，一部分来自学者及其反思，还有一部分应该来自于学生及其实践。
《设计》：您曾表示，设计是一枚用以考察人类世界何以至此的放大镜，对于维持当代或所谓现代世界不可持续的结构至关重要。能否从设计伦理的角度进一步进行阐释？设计伦理在国内的设计教育及实践中是怎样的现状？
张黎：我与李砚祖先生主编的第二套译丛《设计与时代》系列中有一本书译自于澳大利亚著名的设计学者Tony Fry的《去未来化：新设计哲学》。在这本书当中，Fry创见性地提出，设计具有一种强烈的“去未来化”（Defuturing）潜能，在设计的共谋之下，生产出了巨大的浪费，最终将导致人类未来的不可持续，从而不再有所谓的未来。这是我上述观点的智识来源之一。2020年加入广工时，在学校与学院领导的支持与鼓励下，在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设计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的平台下设立了“设计伦理研究所”并创办了“设计伦理研究大会”，以及面向设计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了“设计伦理研究”的必修课程。除了面向研究生的教育教学会主要聚焦于设计伦理问题，在本科生的教学活动中，也基本实现了以“设计伦理”来落实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突出“设计为人民”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传统上对于设计学的基础知识的架构，一般都会认同设计史是一个基础的内容，还有一部分叫设计理论，分为硬理论和软理论，硬的比较偏方法，软的是关于观点、思潮、思想的研究，第三部分就是设计批评。这传统三大架构当中没有很明确的设计伦理的位置，但在我的理解中，设计伦理是跟设计理论和设计批评靠得最近的，我们既可以把它放到设计理论当中比较偏软的部分，阐释设计的意义，研究观点和思想，也可以把它放到设计批评当中去，也就是用伦理的视角判断设计的意义和价值。
从苏格拉底的伦理观“伦理即美好生活”的要义来看，人类所有的技术选择都关乎伦理，都是关于如何通过某种技术过上更美好的生活。除此之外，技术不仅关乎目的，也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与价值判断。面对将对人类社会产生颠覆性伦理影响的新兴技术，比如基因编辑、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等，其伦理影响十分复杂，目前对这类“NBIC会聚技术”可能引发的伦理挑战暂未形成有效预案，也加剧了技术发展结果的不确定性。正因为如此，新兴技术发展与应用的前提与路径必须得到“伦理先行”的谨慎研判。思辨设计以创新的非现实美学策略，一反主流的技术乐观主义，对新兴技术与未来日常生活的负面影响进行可视化地推测与虚构。
思辨设计以“What-If”（如果……会……）的思想实验作为开端引发讨论并建立对话。设计师利用虚构的手法推测出一个尚未存在的问题空间，“如果……会……”这种假设性提问方式来自于哲学领域的思想实验，思辨设计采纳思想实验的提问方式，目的是通过虚构出极端的伦理困境，从而放大或突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可能张力，尤其是新兴技术可能在社会中释放出的负面影响力。类似的问题有：“如果基因编辑这种技术被全面地商业化，人类社会会发生什么”“如果可以选择，你会为自己的后代设计哪些特质”“如果生物燃料技术被深度市场化，你会用动物或敌人的血液作为原料为自己生产电能吗”“如果未来人类需要与动物形成共生关系才能存活下去，你会选择与哪一种动物共生以何种方式共生从而尽可能维持目前的生活质量”等。这些假设性问题要么涉及的是尚未市场化的技术原型及其社会后果，要么引导人们关注到那些很有可能发生但尚未发生且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的问题领域。思辨设计重点考虑的正是一旦这些技术被深度市场化，将会产生哪些严重的伦理影响。
以伦理作为目标，设计是我们去实践并体现伦理的一种方法、一个手段、一个媒介。不是“关于”（about）设计的伦理或“为了”（for）设计的伦理，而是通过（through）做设计去实现善的价值。实践的路径有很多，比如纳入公众来参与，使其真实意识到原来设计可以产生这样一种让我感受更好的生活方式。这个路径非常靠近技术伦理学。
其实伦理就是善和正义两个方面：怎么去实现正义，怎么去完成善？比如说截图这件事情，它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结果，其实就是被一开始APP设计的这样一个逻辑，在这个逻辑当中它其实前置性的已经架设进去，所以我们在研究当代的或者说“另类”（alternative，与传统不同的）设计伦理时，实际上想回到设计过程当中，也就是在经验产生的过程当中，去前置性地把一些伦理的东西导入进去。
荷兰技术哲学家维贝克曾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道德物化（Materializing Morality）。“道德物化”是现代技术伦理发挥作用的一种新思路，即通过恰当的技术设计，将道德理念“嵌入”技术人工物的功能之中，使技术人工物在使用的过程中对人的决策和行为产生道德意义上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马路上的减速带。
所以，我们会训练学生识别出看起来很自然的现象和事件中潜藏的伦理偏见，再用来自于技术伦理学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和筛选。所以设计伦理课程当中很大的一部分内容是去跟学生补充技术伦理学当中的一些前沿的方法，但是技术伦理的方法比较抽象，所以在设计伦理的转化和导入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具体的专题内容。我们在课程当中也会请一些比较偏技术伦理和从事设计实操的企业导师共同完成教学过程。
由于设计专业同学无论如何也还是要强调动手实操的能力，所以我们很大一部分设计伦理教育的教学改变是在设计过程当中提前植入伦理。实践伦理学与传统的理论伦理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实践”二字。首先，实践伦理学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原则为轴心。由于新兴技术伦理问题的复杂性，实践伦理学并不照搬既有的伦理学原则，而是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按照动态价值框架去理解并灵活地运用原则。传统的价值判断原则及其规范体系，只作为动态价值框架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且随着技术实践的展开，结合具体情境对其进行具象的价值评估与理性反思并调整相应决策。与以解决问题为核心任务的传统设计方法不同，思辨设计充分认识到新兴技术及其后果的不确定性，重在提出问题而非解决问题从而引发讨论，并以道具和场景来架构出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平行世界，在其中展开相关技术困境的具体讨论。实践伦理不仅导向实践，且伦理本身也有赖于实践来实现。结合思辨设计提供的关于未来技术叙事的想象、理解与反思之后，观众以其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伦理观念等去兑现自己的技术决策权和话语权，充分体现了实践伦理学的作用机制。
思辨设计以物为媒，将技术应用可能的未来后果以虚构化的视觉方式“提前地”呈现出来，将原本以语言为载体进行的思想实验，转变为通过视觉化的具象方式进行，从而将局限在专家之间的技术讨论话语权扩展到技术的直接受用者——大众手里。如果按照国内的学科话语来说，思辨设计是将新工科和新文科结合得最好的，或者是对这两种思维的综合性要求最高的一种设计类型。
《设计》：在本科教学阶段您是如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方式的？
张黎：如果只是和学生讲方法论，可能会很枯燥，所以我会教学生两个提问的方式：第一个是“为什么不？（why not?）”当你面对一个指令告诉你一定要怎么样，或者只能怎么样的时候，一个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或者批判性意识的设计师，应该条件反射地提出，“为什么要这样？”“可不可以不这样？”第二个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what's the alternative? ）”还可以提第三个问题，“如果……呢？（What if?）”
我的博士论文是女性主义设计批评，女性主义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判断一件事情的价值，不能只是跟性别相关，比如你发现，对于某件事情的判断，如果其他变量保持不变，仅仅只是因为性别不同，结论就不同，那可能就是一种文化的偏见。举个例子，当你看到男生跳芭蕾舞、当幼师、当护士，就觉得有点儿不对劲，那时你要注意，这便是文化的偏见，谁说男生就不能跳芭蕾舞或从事幼师呢？我会引导学生注意主动克服的文化偏见，通常要追问一句：为什么不行？谁决定的？可不可以不这样？还可以怎样？
曾经有一个同学，在讲解设计方案时提到用户群体是女大学生，因此方案用色选的是马卡龙色系里的暖粉。我就问他，为什么女大学生就要选择暖粉色，这中间的逻辑是怎么建立的？他说因为看过相关的报道，女生都是很温柔，粉色是一种温柔的颜色，因此更适合女生。于是我继续问他，除了这些报道是否还有其他的佐证来源，你有没有研究过，粉色是什么时候被“规定”为一种女性的色彩？实际上，在18-19世纪的很多国家，较暗的粉色接近血液的色彩，象征力量与野性，因此更适合男性，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粉色更多是用来衬托男性的血气方刚。直到19世纪中叶，随着男性开始选用暗色与中性色，明亮的粉色逐渐为女性选用，并成为女性色彩。著名作家奥尔柯特（Louisa May Alcott）于 1868 年创作的《小妇人》（Little Women），里面就写到为了区别龙凤胎的性别，给女婴打上了粉红色的缎带，而男婴则是蓝色的。所以，我接着引导学生们，对于一个事情的判断可以有很多原因，但不要在“因为女性或男性，所以就一定只能怎么样”的逻辑下进行推导，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性别化刻板印象的思维方式。设计总是强调创新，创新的本质是什么，在于创造“差异”、突破“套路”。反刻板印象，是一种很直接，但是也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创新方式。因此，刻板印象，通常已经成为我们的“无意识”思维方式了。
性别，便是一个很多人都受它影响，但对其却毫无觉知的无意识，所以要对“性别”形成批判性思维其实非常难，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们可以从性别开始，包括对于女性的体重、外貌，还有化妆装饰这些东西展开反思性思考与设计。今天的性别文化其实是在变得更加包容，但是它仍然是可以通过设计去伦理性地调整的典型领域。当有一天学生对“假小子”“女强人”“女博士”“男护工”这类带有性别偏见的词汇很敏感的时候，就说明学生逐渐建立起了关于性别的批判性思维。
所以，在学生构思设计方案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刻意地”介入一下，多考虑一下这个方案有没有考虑到一些性别边缘人群。比如当在面向女性做设计的时候，是否可以多考虑一下这个方案所面向的女性身份是否足够包容和多元？是中年女性还是少女？对中年女性的界定是否包含着某种无意识的“限定”（歧视）？是否有考虑到少数民族或其他国别的中年女性等人。实际上，上述角度的反思，便是一种批判性设计伦理立场的表达。
《设计》：您博士研究的课题是女性主义设计批评，您认为性别设计思考的方向是针对不同的性别作出特别的关照，还是把性别差异模糊掉？
张黎：这个问题要看设计的出发点是什么。比如对于医护这个群体，以防护服为例，设计师和医生群体中男性占多数，设计之初并没有考虑到女医护人员的生理需求和身材上的差异，所以你可以看到多数女医护人员所穿着的防护服都明显偏大，还有疫情期间很多女医护人员生理期生活不便，以及要剃头来保持便利和卫生的现实等。对于这一类产品，设计有明显的缺失，完全可以针对女性用户人群有更多针对性地关怀与服务。设计师可以在设计的最开始就抛弃基于自己的理解去定位女性和男性的产品的想法。生理差别需要照顾，但是当没有必要基于生理差别去做不一样的意义的阐释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模糊它。比如，在消费主义的逻辑下，很多所谓的“差异”都是“伪差异”，去年某品牌出了一个“女王红”的口红色号，次年又出了一个“斩男色”的口红色号。实际上，这些红色之间的差异很难通过肉眼识别，但是为了要促进消费，就得再讲一个新的故事。面对这些差异，一方面学生作为设计师，要学会其中的设计策略与方法，一方面他们也是消费者，要学会辨别其中的营销套路。所以我们首先要教学生辨别有哪些差异是真实的、哪些差异是人为的、文化的、建构的。我觉得这是一种批判性思维和洞察能力的基本训练。
模糊的性别身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实际上我们对于很多现象的理解和判断，都是个人化的，是主观的，也可以说是模糊的，真实世界不存在“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所谓概念和理论，都受限于我们人类的思维方式。所以模糊可能更多更接近真实，也是混沌理论的关键词之一。在法国著名哲学家西蒙·波伏娃的《模糊性的道德》一书中，她提出了“存在的模糊性”，并阐发了何谓自由哲学；波伏娃主张每个人要承担自身的存在，争取自由，让我们的存在处于向无限性开放的有限性中。所以，“模糊”不是一个贬义词，而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更加包容和弹性的“设计策略”，也更有可能具有批判性。
《设计》：您的研究课题对象包含“在技术哲学视域下的设计新思潮”，请介绍一下“后人类时代”，以及在设计学的领域存在哪些后人类的可能。
张黎：这是个去年刚刚结题的项目，在当年的课题指南当中是“艺术设计新思潮”，我个人加上了“技术哲学”。我对“技术哲学”的探究始于2008年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的导师李砚祖先生建议我选修了《技术哲学》这门课，他认为，设计在更本质的层面上，也是一种技术，我们现在还没有很成熟的设计哲学，学设计的人应该去听听技术哲学。回溯起来，选修这门课成了改变我学术方向和视野的“决定性瞬间”，它拓展了我对设计的理解，强调思辨性，也唤起了我对哲学的浓厚兴趣。我日后的很多研究都在设计哲学的范畴，从不同的角度看到设计的不同层次。与导师一起主编的那套“小黄书”（凤凰文库·设计理论研究系列）已经出版了22本，在主编与翻译的工作中，我逐渐意识到，很多设计思潮与新兴实践似乎体现出了某些共性的东西，尤其是当用技术哲学的视域去看的时候，会理解得更加地透彻与深入。我希望去捕捉当代设计思潮涌动当中某些共通的东西，描摹出当中本质性的、根本性的东西，同时在过程中去判断未来会往哪个方向发展。所以我选了这个题目来立项。
“后人类”（post-human）这个“post”不是一个时间上的“后”，是一种变化已经发生但还没有最终定性，还处于持续变化当中，所以出现了很多“后XX”的“过渡性”话语，比如“后现代”“后数字”“后智能”“后消费”“后现象”“后数字”“后美学”“后理论”……我想强调的是，后人类的这个“post”是一种超越与反思，因为在这个强调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下，过于主张用户为中心（ user centered ）、以人为中心（human centered ）的设计，实际上也产生了很多“去未来化”的伦理后果，印证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设计学者维克多·帕帕纳克曾在《为真实世界而设计》一书中对设计的批评。
当然，绝大多数设计都是要关注人跟机器、跟物之间的适配问题，但是我认为，尤其是到了研究生阶段，或是设计产业已经相对发达的时候，我们应该且可以强调设计师的人文关怀。首先应该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地质时代即人类世（Anthropocene）。目前已经有大量证据证明，人类改变了地球的生物物理系统，这种改变不仅包括二氧化碳含量，也包括了氮气循环、大气层以及整个地球的气候。从可持续角度切入的话，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过度摄取，其罪魁祸首的一个核心的意识形态就是极端地“以人类为（唯一的）中心”。我们已经意识到“人类世”的危机，因而非常强调可持续设计，然而，吊诡的是，现今绝大多数设计都是不可持续的。在设计人文领域开始反思，强调对人类共同体进行关照之时，也希望学生可以额外地、更多地再关注一下，在人类之外，跳出人类的视角，我们还应该去考虑哪些问题。比如除了考虑人类所居住的微观环境，多考虑一下地球与宇宙；除了考虑人类本身之外，多考虑到其他的物种。现有的多数设计都是仅从人类的维度来切入与输出的，没有关注到其他的可能，这些可能既是设计伦理的重要体现，也是设计创新的重要来源。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关注“另类”（alternative），时刻保留“另一种可能”和替代选择。
在“人类世的设计理想与伦理：非人类中心主义与物导向设计”（2021）一文中，我重点论述了“后人类”设计的一些问题。在人与科技的关系当中，“人并不是唯一的能动者”这一观点，不论是拉图尔于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及其之后形成的反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在后人类主义抑或是人类世的反思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认同与呼应。设计师最擅长通过多样化且富有启发性的创新方案来回应当前生活方式所造成的问题。面对人类世而设计，我们必须重新确认什么是设计的理想，什么是设计的核心价值，并重新认识人与世界、与自然、与物的关系。面对人类世的危机与挑战，“非/去/后人类”（non/de/post-human）等转向和“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一起，共同构成当代哲学思潮的主逻辑之一。近年来，强调物自身存在的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及其分支思想“物导向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后文简称为OOO）便十分契合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取向。OOO是较为新近的哲学流派，其核心观点是，物具有自身不以人的经验为基础的现实，具有较强的唯物论思想，也因此被视为新唯物主义和物质性转向（materiality turn）等哲学思潮的一部分。物导向本体论一般被认为是由格拉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确定的哲学流派，哈曼认为物自有其存在，而这种存在并不依赖于人类的使用关系而被确定或认可。
面对人类世及其后果反思设计的理想与伦理意义，物是值得被关注且极具操作空间的路径。如前所述，人类世引发的生存危机与新兴技术造成的存在危机，共同为物作为非人（non-human）的典型，进入了哲学问题的中心领域。新兴技术的井喷及其对日常生活的深度渗透，使物成为新的道德主体与知识来源，以应对“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本体论所造成的重大人类世挑战。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人与物质世界关系的新话语”，这被称为“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的思潮[37]首先表现在技术哲学、人类学、文学理论等领域，最近由于AI与物联网等技术的普及，其在设计领域的影响力才逐渐体现出来。“物导向设计”（object-oriented design）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指的是以OOO作为观念基础，认同物具有超出关系的实在性，并将物上升为异形（alien）主体，推测并思辨出新的人机关系，实现对“人导向设计”（human-oriented design）的补充，从而以后人类的立场对人类世进行反思，对现代性逻辑中的人本主义进行纠正。物导向设计作为“人导向设计”的替代性方案，既是为了对抗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也从以物为主的视角为交互设计提供了更多创新的可能。基于物的不可穷尽性和“谜”性，人机交互的关系及其意义实现，不只倚赖于人的参与，也需要纳入物的“具身性”（embodied）。
但是我也一直强调，设计总是为人的，但不一定是直接的，我们可以把其他物种拓展进来，尊重动物和植物的生存状态，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让更多物种更容易共同繁荣，最终受益的还将是人类。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便是后人类当中我们很强调的伦理面向。
《设计》：生长于信息时代的学生获取知识和资料的渠道丰富而芜杂，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设计教育应该聚焦在哪里？对教师提出了怎样的挑战？您认为学生在学校最重要的是习得哪些知识和能力？
张黎：我曾经在清华美院教了8年的书，压力确实挺大，基本上每天都在备课，也对什么是“教学相长”体会深刻。以前上课是老师上面讲、学生下面记，老师是学生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知识来源，然而，今天的知识，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轻松在网上找到。时代的挑战对于老师和学生来说是双重的。老师教什么、如何教，才能比学生自学的效果更好？2017年，我去爱尔兰科克大学有一次短暂的访学，遇到了一位银发的教授，他给了我很多启发。老先生上课从来都没有PPT课件，每次课程都感觉似乎是即兴的，但又不是完全随机的，而且每次课程都感受到学到了很多，不仅内容饱满，且全程都是互动与思考。虽然没有PPT的固定内容，但老先生每次都会书写板书，还会用到很多教具，比如一些模型、海报、贴纸、问卷等。而且每次课前，老师都会提前布置一些阅读任务，大概是几篇论文和一些线上资源，在上课时，所有的内容与主题，也都与课前预习的内容相关，作为学生，我都带着一点点背景知识和一些疑惑去上课，于是在课上会容易进入到互动与提问，以及讨论的氛围中。这些基于核心知识点与主干结构的开发式即兴课堂和学习氛围，让我深受启发。在知识极易获取的当下，如何鉴别、如何深度阅读与反思、如何基于阅读进行提问与讨论，不断地去推进对于某个问题的思考，是当下未来高校设计人文教育的重点基础内容之一。
关于这个话题，我曾在2020年同济大学举办的新兴设计实践（EPC）大会和2023年中央美术学院未来国际教育论坛上分别做过《无知的教师与话语素养：未来设计教育思辨》与《无限的教育：从信任到促动》的分享。我主张好的教育应该是无限的教育，好的老师应该充分信任学生，去触发学生想要“成为自己”的内生动力，因此老师的主要职责不是讲解知识，而应该像苏格拉底那样去提问，以问题支持、推动学生进行主动思考，唤起学生创作、发问、试错的欲望，通过这种方式完成教育的目的。老师的知识体系大概形成于过去20多年的教育与人生经历，而现在的学生所具备的视野和潜能可能已经远远超越了老师，如果老师的理想是把学生培养成“自己”的样子，那从一开始的定位就错了。“无知”是避免以老师自己作为边界，从而限制了学生的发展，“无知”不是傻或无能，是尽量克制自己“有问必答”“好为人师”的冲动。当下老师的第一价值在于提问，就像苏格拉底那个时代他在做的事情一样：当学生抛出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会通过提问的方式帮助其厘清这个问题。从心理学上分析，你能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潜意识里已经具备回答这个问题的能力了。所以教师的作用是通过提问的方式推动学生主动思维的过程，不断拓展思考的极限。也就是说，老师不要轻易给出答案，因为，其一那个答案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其二那个答案可能不够充分，也不是标准的，甚至也不是唯一的；其三直接得到答案会让学生丧失思考的主动性。相反，教师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去帮助学生剖析问题，帮其意识到思维的局限性，让学生自己去找答案。
老师的第二个价值在于当学生需要在两难甚至三难的境况中做选择的时候提供做出不同决策的依据，因为“三条路”你可能都走过，或者看别人走过，你可以将三条路走下去可能会产生的后续影响说给他们听，但最后的选择还是要由学生自己做。
老师的第三个重要作用在于唤起学生自我学习、自我精进的动机。学习的能力就像隐藏在每个人身上的马甲线一样，把覆盖在上面的脂肪去除了，它就露出来了。老师的能力就是帮学生把那些阻碍其发现自己兴趣的东西清除掉，学生自然就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或路径。
《设计》：在国际交流中，有哪些教学科研的方式方法您认为值得学习借鉴？
张黎：在访学当中我发现外国学校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平等，体现在各个方面。首先是平等，教师尊重学生是一个基本素养平衡发展的个体，不会有居高临下的姿态。如前所述，老师要做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克制自己好为人师的冲动，尽量用提问去拓展思路，把开放性留给学生。国外的课堂很多是研讨式的，对老师的要求会更高，其教学目标清晰、细节丰富但不是固化的条目，但不管思路如何拓展都是在主线上下浮动，引导学生说出自己看似琐碎的想法，再进行指点和生发。第二是信任，这种态度可以融入或转化为很多方法。我曾经在跟“思辨设计”概念提出者安东尼·邓恩的访谈中问他，交给学生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邓恩说，与其说是任务不如说是一种态度的确立：我相信他们可以做到，所以会鼓励他们一开始看上去很不成熟的思考、研究方案或是计划。就是不要一开始就用你的经验去判断说这个不可能，你做不到。即使真是如此，你也要多给学生一些时间，让他们去尝试一下，比如一个礼拜仍无法做出一些可以推进的结果就不要继续了，并不是完全放任。允许学生去试错就是一种信任，也是平等态度的延伸。第三是沟通。在爱尔兰的时候我们老师带我们到一家书店，让每个人在半个小时之内选一本想买的书，然后大家就所选的书展开交流。因为半个小时太短，我就走到最近的书架拿了一本叫《Against Anything》（反对任何事情）的书。老师问我为什么选这本书，我说，很多人都觉得我一直是一个很另类的人，搞艺术理论的人觉得我是搞设计的，搞设计的人觉得我是搞设计理论的，搞设计理论的人觉得我是搞工业设计的，所以这本书让我产生了认同感。老师说，“你这种叫不可被归类，破边界而无边界，我觉得这样非常酷”。老师对我的真诚肯定，以及开放的沟通方式，让我十分感动。
他们的这种教学方法通常会把学生带入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境，让学生自己做选择，去阐释去表达。这里没有好坏对错，只要你能自圆其说。也就是前面说的“思辨素养”很重要，同理，能沟通，注重见面交流是国外教学很重要的方式。 《Against Anything》的序言里有一句话，大意就是“人类所有行为的目的，都与沟通相关。”可以用这句话去阐释所有的人类动机，因为我们每个人既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同时也是一个孤岛。因为不论你怎样用语言去沟通交流传递“我是谁”，实际上别人也没有办法走进你的内心，真正理解你的那些体验。当然，理解你自己也是一个人一生的命题。
我写过一篇“话语如何设计：另类之物与沟通伦理”，在初稿阶段有一个很长的片段专门去谈为什么说话这件事情对人非常重要。包括在设计能力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今天新技术路径之下被甩出去了，甩出去的结果就是ta不能、没有机会去讨论这件事情，ta不知道怎么去切入这个话题，然后也没有渠道与资源去进行理解，ta说不出来或者不想说，“无言”是一个人性丧失最显著性的标志之一，作为人，丧失了说话的能力/权利，是非常糟糕的。所以第一个是平等，第二个是信任，第三个是沟通。
我觉得某门课真正产生了良性价值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你的学生能说且愿意说，可以很系统、很有逻辑性地表达很多跟主题相关的内容，没有模式没有套路，但是ta可以不停地交流，其实这也是思维与话语能力的双重提高。这说明这门课上得好，学生在沟通中表现出来的理解力、想象力是基于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与洞察，然后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有组织性、系统性地表达出来。
《设计》：您希望自己的毕业生未来承担起怎样的社会责任，怎样实践设计价值？
张黎：学生们一毕业就需要解决生存问题，比如说去一些互联网大厂夜以继日地工作，从事一些类似“美工”的工作，去引导大众消费，每天思考的是怎样让用户对产品“成瘾”。但是我希望我的学生在做这种维持生存的基础工作的时候，心里永远有一份理想性的认知、伦理性的追求：虽然我现在做不到，但我知道理想的合乎伦理性的设计是有价值的。希望这个信念能够一直指引着他们。曾经有学生问我：什么样的学生适合学设计？我说：三观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些摊开来说，核心其实就是伦理，也会具体表现在思辨素养中。
另外，我希望大家可以勇敢去成为一种“另类”的存在，永远不要急于被归入主流。当然，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或者时代当中去作一个另类或保持一种另类价值，其实就是一个孤勇者。大家之所以喜欢《孤勇者》，是因为很难有人真的成为孤勇者，大家需要“抱团取暖”，需要成为整体的一部分，才能获得安全感。
虽然每个人都追求特别，但是当真的成为特别的那个人，会非常具有挑战性。所以对于同学们来讲，我的期许是，大家在合乎主流价值规范的同时，能够永远保留一份对Alternative的尊重或者包容。“Alternative”意为“另类”，也可以翻译成一种很边缘的，没有办法被归类的，或者是被主流价值体系切割出来的“剩余物”（remainder），但它不一定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