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德胤，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建筑学会民居建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住建部传统村落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乡村复兴论坛主席。长期从事乡土建筑与传统村落的理论研究、保护实践和教学工作，为多个具有重要价值和典型意义的乡土聚落开展基础研究与保护发展的综合实践。在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申遗课题中，以建筑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论证其遗产价值为多层级空间凝聚力造就世界最壮观梯田，哈尼传统民居改造项目获评住建部田园建筑一等奖。在浙江松阳传统村落总体规划中，从郡县制历史论证其遗产价值为古典中国的县域标本，以此指导村落保护与乡村振兴，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示范区。在河南新县西河村规划中，从村落与河流的历史互动总结其价值特征为亲水社区，由此开展的乡村实践获评2020IFLA AAPME优秀奖。发表论文近百篇，已出版著作包括《乡土聚落研究与探索》《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抢救与研究丛书（15卷）》《乡村复兴论坛文集（8卷）》《蔚县古堡》《仙霞古道》《廿八都古镇》《观前码头》《哈尼梯田村寨》《晋中清源城》《中国古戏台建筑》《民居五书》等。
罗德胤，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建筑学会民居建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住建部传统村落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乡村复兴论坛主席。长期从事乡土建筑与传统村落的理论研究、保护实践和教学工作，为多个具有重要价值和典型意义的乡土聚落开展基础研究与保护发展的综合实践。在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申遗课题中，以建筑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论证其遗产价值为多层级空间凝聚力造就世界最壮观梯田，哈尼传统民居改造项目获评住建部田园建筑一等奖。在浙江松阳传统村落总体规划中，从郡县制历史论证其遗产价值为古典中国的县域标本，以此指导村落保护与乡村振兴，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示范区。在河南新县西河村规划中，从村落与河流的历史互动总结其价值特征为亲水社区，由此开展的乡村实践获评2020IFLA AAPME优秀奖。发表论文近百篇，已出版著作包括《乡土聚落研究与探索》《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抢救与研究丛书（15卷）》《乡村复兴论坛文集（8卷）》《蔚县古堡》《仙霞古道》《廿八都古镇》《观前码头》《哈尼梯田村寨》《晋中清源城》《中国古戏台建筑》《民居五书》等。
2001年前后，罗德胤开始投身乡土建筑研究，每年都会带着学生寻访古村镇，测绘古建筑，采访老村民，翻阅县志、家谱，最后整理出版一本研究报告。截至2012年已经出版了八九本，在圈内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对古村落和乡土建筑扎实的研究基础使罗德胤受邀参加了四川灾后重建的一次会议，并在活动中结识了投身乡村建设的画家孙君。孙君在2003年12月创建了北京绿十字，秉承“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理念，开展多种模式的乡村建设。由孙君主编的《北京绿十字乡村建设通讯》每期刊载的乡村建设实践案例让罗德胤看到乡村建设的更多可能性和路径。
大约2000年之后，在发展农村、富民乡村的政策前提下，“新农村建设”在乡村如火如荼。当时的规划设计思想主要是以城市的眼光来改造乡村，乡村的条石铺路换成了水泥路面，植被换成城市的草皮，乡村原有的韵味消失殆尽。此类不顾乡村的历史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建设方式，忽略了乡民的精神价值、伦理秩序、审美传统和情感诉求，无法从乡村的历史、村民的自觉、自然的秩序及民间信仰等来整体性地考虑乡村世界的多重关系，导致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不尽如人意。
孙君设计并实施过多个乡建项目，郝堂村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孙君认为“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重点在于“让年轻人回来，让鸟回来，让民俗回来”，恢复乡村的活力和生机。他到郝堂村做的第一件事是垃圾分类，第二件事才是规划村庄产业。郝堂村盛产著名的信阳毛尖。“郝堂茶人家”，就是孙君为郝堂村做的产业定位，这让村民们有了安居乐业的基础。这种用社会学、环保，以及美术的方法切入来做村庄房屋改造的路径让罗德胤眼界大开，并在无形中为他日后即将深入开展的乡建工作做好了铺垫。
西河 村改造后全景 胡静泓摄影
2012年是罗德胤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2012年9月住建部成立了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牵头人冯骥才邀请清华大学乡土组的教师们一同参与。陈志华教授自1989年60岁时始与楼庆西等老师组创“清华大学乡土建筑研究组”，每年春秋两季带学生上山下乡，进行乡土建筑调查研究，对乡土建筑遗产保护贡献甚巨。作为一名有着社会学教育背景的建筑学者，陈志华很早就在思考和提倡建筑社会学，他提出用“乡土建筑”取代“民居”一词。“乡土”一词取自他的老师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他在研究中引入社会学视角，以一个个村落为单位，借助家谱、碑刻和题记等文字材料和访谈老人所获得的口述材料，研究村落的社会历史，及其影响之下的村落形态和建筑形态特点，以及不同类型的建筑在村落社会活动中所具有的功能和意义。陈志华教授主张乡土建筑研究从聚落下手，最好是整村为单位进行保护，因为“绝大多数的乡民生活在特定的封建宗法制的社区中，所以，乡土建筑的基本存在方式是形成聚落。和乡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相对应，作为它们的物质条件，聚落中的乡土建筑包含着许多种类，有居住建筑，有礼制建筑，有寺庙建筑，有商业建筑，有公益建筑，也有文教建筑等。当然更有农业、手工业所必需的建筑，例如磨坊、水碓、染坊、畜舍、粮仓之类。几乎每一类建筑都形成一个系统。例如宗庙，有总祠、房祠、支祠、香火堂和祖屋；例如文教建筑，有家塾、义塾、书院、文昌（魁星）阁、文峰塔、进士牌楼、戏台等。这些建筑系统在聚落中形成一个有机的大系统，这个大系统奠定了聚落的结构，使它成为功能完备的整体，满足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乡民们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需求，以及社会的制度性需求。”陈教授的这个观点引起了冯骥才的强烈共鸣，于是便有了在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的合作。罗德胤作为陈志华教授的助手以及清华建筑学院的代表，在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委员的职务，担负起了保护传统村落、乡土建筑的重任。
改造后的西河村河道景观和粮库 何崴团队供图
改造后的西河村河道景观和粮库 何崴团队供图
委员会成立后，专家们就要考虑理论如何落实的问题：如何做通村民的工作？项目保护的钱从哪来？要不要做修缮指导？工作原则如何规定？修缮队伍怎么成立？一旦展开实践，专家们发现并没有成熟的方法和路径。在这个过程中，罗德胤想到《北京绿十字乡村建设通讯》中介绍过的郝堂村。郝堂村项目的成功说明乡村建设离不开生态、业态和形态。在郝堂村项目主理人孙君看来，如果没有政府的主导与政策支持，村党支委、村委会的介入，村民的觉悟发动不起来，乡村建设难以展开，即使有了进展也难以为继。如果只从建筑遗产保护的角度出发，是很难得到村民支持的，而郝堂村的建设是在保护当地自然环境、尊重当地历史人文脉络和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推进的。郝堂模式启发了罗德胤对于社区营造的想法，遗产保护要先解决乡村建设的问题，思想问题解决之后，技术问题就迎刃而解。罗德胤于是决定下到基层，和地方政府合作，一起推动古村落的保护和开发。
古村改造要抓原生特点 做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判断
2013年8月，河南省信阳市新县启动“一城三线”的“英雄梦·新县梦”公益活动，吸引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涵盖规划、建筑、景观、室内、生态等多学科的专家团队前往新县开始公益建设服务。罗德胤带领的传统村落保护规划团队选择了西河村作为公益建设服务村，承接了从村落规划、专项设计、工程指导到运营策划等整套村落建设服务工作。中央美术学院的何崴老师带队承接了西河村一组文革时期的粮仓的建筑改造设计。
选择西河村作为服务村，罗德胤有自己的考虑。“以前看村落的重点是建筑要好，但在受到孙君老师思想的影响之后，我调整了思路，更倾向于选择规模相对小的村落，毕竟规模小就意味着投入的资金少，容易见效果。”罗德胤说，“就像陈先生所说，古村落的价值必须要整体体现。规模小的村落里现代化建筑的比例也低，改造的代价就低一些。”事实上，整个西河村的核心部位只有一栋房子是严重影响风貌的，这栋两层红砖楼在村子的入口遮挡了祠堂，最后也只拆了那一栋，所以代价并不高，村民的工作也好做些。
西河村的河里有十几棵几百年的大树，河流与民居挨得特别近，景观效果特别好。罗德胤当时就判断，河道景观整理出来，乡村旅游肯定能搞起来，基本盘就有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建筑的加强维修使用，这个项目就能做起来。何崴老师做的村民中心也在河边，也是巧妙地利用了跟河的关系。村民中心的前身是河南岸的一个封闭的大粮仓，新建筑的大部分都保持了粮仓封闭的观感，但在对着河的那面墙开了大窗，这样在村民中心北望就是河道景观，能看见河里的那十几棵古树，做出了建筑和景观的互动关系。
西河村项目的成功还体现在人口数量的变化。项目开始之前，户籍人口350人，村里常住的只有39个人。经过近三年的建设发展，就业机会不断增加，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后，人口基本稳定在300人左右。和城市社区由物业公司管理不同，村里的治理基本都靠村民自己，所以一旦村子人口变少，村庄环境就没有人维护，就会变得荒芜。当人口恢复之后，村委会发动大家一起分工管理，各家把自己家管好，再有人负责公共的部分，村庄环境就保持住了。
松阳县杨家堂村，被称为“金色布达拉宫” 松阳县政府供图
松阳县杨家堂村，被称为“金色布达拉宫” 松阳县政府供图
村民对于乡村振兴工作一开始是不太理解的，只知道县里头要搞乡村建设，会拨款，总归是件好事。实际工作进行中有一些很现实的分配不均的问题，需要村干部去协调。以西河村为例，它是一个行政村，下辖10个自然村，罗德胤承接的项目所在的西河湾实际上只包括西河村的三个组，这就需要村干部去做平衡的工作。当地特别成立了西河村管理委员会，由镇书记担任管委会主席，代表县委书记、县长跟村民沟通交流。
在村里做工程，大部分的工作要请当地的村民来做，让村民有收入，也有共建家园的参与感、自豪感，同时也能更深入地理解项目的内容和设想，更便于工程的推进。当游客被吸引来了之后，头脑灵活的村民就做起了农家乐、餐饮等服务，收入大幅提升。
西河村的成功也鼓励了村县的领导层，当他们发现老村子经过修复是能够产生经济价值的，领导和村民的思想观念就改变了，很多老村子都不拆了，村里积极申报，多多少少得到了上级的资金拨款，新县因而得以留存了十来个国家级传统村落。当然，这些村落的状态各不相同，想让它们焕发出像西河村一样的生机，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罗德胤从西河村的建设中总结出一条成功经验：要去抓古村落当地的特点。特点抓对了，后面的工作就容易开展，否则做出来没有效果，产生不了切实的社会效应和经济价值，村民就会失去信心，项目就可能会夭折。这些特点一方面要是村落固有的，另一方面也要适合当代社会。
以西河村为例，在项目开始之初，团队就需要抉择：是先抓民居改造还是先抓河道景观打造。经过研判，河道景观更契合当代社会旅游市场，做好河道景观就容易赚到第一笔旅游的收入，大家的信心也就有了。反过来，如果先改造民居，没有人会因为一个房子去乡村旅游的，大家包括政府就会丧失信心。做这个判断的原则是对当下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判断，项目要符合当下社会的需求，才能够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松阳县呈回村，充分体现山村的立体景观 松阳县政府供图
传统与现代在古村落中互动 在松阳讲好中国故事
2010年，松阳县政府就提出要建设“千年古县·田园松阳”，这是松阳的第一张文化品牌。2013年4月，《中国国家地理》以《最后的江南秘境》为题，系统地介绍了松阳的古村落，成了松阳的第二张文化品牌。松阳第一次有全国知名度，就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江南在中国人心中有特殊的文化意义，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曾经到达的高度。
2014年罗德胤和团队承担松阳县传统村落总体规划的课题。与西河村不同，罗德胤在松阳要扮演县域传统村落顾问的角色。他和团队跑遍了几十个传统村落，思考一个县域传统村落的整体价值到底是什么？要依傍大文化IP，为其找到一个更符合遗产价值认识的标签。经过一系列的考察和调研后，希望形成一个有高度的、能反映松阳特色的概括性名称，这就是“古典中国的县域标本”，算是松阳的第三张文化品牌。2020年年底，李汉勤书记提出要建设松阳的“国家传统村落公园”，这是第四张文化品牌。
松阳有79个中国传统村落，大多保留完整且规模不大。由于山区环境的特点，不少村子特别“上相”。丽水地区的摄影家，从20世纪90年代就把松阳山区村落作为摄影基地。这些村子的照片，在住房城乡建设部评审传统村落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正是有这些丰富的传统村落资源，松阳被住房城乡建设部列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示范县”，又被国家文物局列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试验区”。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也把“拯救老屋行动”项目的首个整县推进试点放在了松阳。
松阳在村落保护和乡村振兴上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初见成效的路径，和其他地方努力将古村落保护与观光旅游相结合不同，松阳古村落保护表现出与建筑师及设计结合更紧密，更注重县域文化整体效应，也更强调村民主体的特点。跟其他地方相比，松阳有两个特点：一是注重挖掘和体现自己的独特性；二是要具有全国高度的文化定位。文化高度的文化定位在中国有特殊作用，它能够比较有效地、快速地汇集各方的社会资源，把事做成。确定一个合适的文化定位，让全县上下达成共识，才不会来回反复，消耗资源。
建筑师徐甜甜在松阳县设计了平田农耕馆、红糖工坊、米酒工坊、豆腐工坊、油茶工坊、王景纪念馆等一系列乡村建筑，以一种被称为“建筑针灸”的理念，通过一种低技的、点式介入的、最小干预的工作方式，重建乡村标识，延续每个村庄的文脉。这些基于传统文化手工艺环境的现代建筑也让罗德胤对传统村落和现代建筑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松阳案例给我的启发就是，古村落的吸引力可以来自传统与现代的互动。原来我觉得只要把老东西保护下来，珍惜它，就够了，这是我最应该做的事。后来我发现，徐甜甜的作品放在一个古村里，现代建筑就会跟传统的环境产生某种神奇的化学反应，古村于是变得不再普通，而现代的建筑在那里也仿佛有了根基。它不仅仅是满足了当代人对乡村生活的想象，而是在引领。”罗德胤说，“松阳的经验，是通过设计来连接传统和现代，把历史传统和场地特征跟现代性结合，重塑文化形象。松阳给外界的感觉，不只是古村落众多、传统文化厚重的家园，还是对未来有想象力的先锋阵地。”罗德胤说，“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光是秀肌肉，还要人性化地把故事讲好’的阶段。让别人认可中国文化的内涵，才能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在这方面我们承担着重大责任。”
此外，文化品牌文化形象的挖掘和树立还关系到乡村振兴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毕竟在社会经济市场面前，当一类形象被某一个样本占据的时候，第二个样本就上不去了。像徽州古镇的代表，就是宏村、西递，其他人再想打徽州古镇的牌就很难了。所以，发掘地区的亮点非常考验眼光和创造力，这当中有偶然性也有一定的规律，规律就是要深入研究当地的文化，为其树立文化形象。在相当的学识、见识、经验的基础之上，就知道哪些东西会产生一些熟悉加意外的效果。
徐甜甜设计的松阳兴村红糖工坊，设计理念是“扎在村民最自豪的地方”
从复兴论坛到设计大赛 实用主义的乡村振兴模式
乡村复兴论坛的设想缘起于2015年11月在乌镇举办的第一届古村大会。早在会前，组委会就有过是否可以将此次大会安排在某个村落的设想。但是在当时，能容纳500人大会的村落几乎是没有的，所以组委会退而求其次，选择了一个镇。第一届古村大会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成为一个现象级会议。这让组织者对举办会议有了经验和信心，也重新评估了“在村里开大会”的想法，并且找到了愿意合作的地方政府。
乡村复兴论坛的第一次会议，于2016年4月在河南省新县的西河村召开。截至目前，会议共举行了十二次，分别是在河南新县（西河村）、贵州桐梓县（中关村）、贵州台江县（交宫村和红阳村）、山东日照市（山海天景区）、广东梅县（侨乡村和松口镇）、陕西留坝县（城郊花海和火烧店镇）、福建永泰县（竹头寨和月洲村）、广东大埔县（百侯镇和北塘村）和山西沁源县（河西村化肥厂、韩洪沟村、黑峪村）、河南修武县（大南坡村）、重庆荣昌区（通安村）、浙江松阳县（西屏镇文里）。每次会议的正式会期是两天，参会人数为350～500人。
在西河村开办第一届论坛的反响特别好，在这样一个不知名的村里开大会，与会者的观感是意外震惊，一个之前从未听说的村子居然搞得不错，这种反差很强烈。让大家意识到一个村子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就可以获得很好的效果，并通过一个全国性的大会打响知名度，刺激了当地旅游。在会上当即就有几个地方县领导提出下一届大会选址的邀约，逐渐大会就发展成一年两次。
在大规模现场活动被迫停歇的那段时间，建筑设计大赛以一种新的形式成为大会的替代。各地方组织大学生参与乡村振兴建筑设计大赛，在低成本地吸引关注力的同时，相比事件性的大会形式，设计参赛的部分方案对各地的乡村振兴也带来了实质性的帮助。
首届乡村复兴论坛，河南新县西河村，2016年4月
投入乡村建设要“深入”要“热爱”
来自城市的学者、设计师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的能力都毋庸置疑，但投入乡村建设也难免存在短板和误区。罗德胤认为，开展乡村建设最关键是要实地去看当地的文化和当地的村人。“我们经常会带着自己固有的思维习惯和擅长的东西就开始干活了，这就比较危险，可能会带来两种威胁：第一是无法提出一个好想法说服当地领导；更大的危险在于当地官员政府相信了你的想法，但这个想法最后被发现是不成立的。所以项目开始之初一定要花时间去分析挖掘村落的特点，并且判断它是否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然后再通过实践来探索是否符合判断，如果不符合就要及早调整。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变数一直都在，我们 要跟着时代社会往前走。每一代人关心的东西、需求的东西都会发生变 化，这是没法避免的事。”
“首先你得热爱。不管做没做成，都应该认识到，每做一件事都是一次成长，对这个领域都会有新的理解，这是最根本的，要不然坚持不下去。”罗德胤说，“如果你每次都以马上可见的成功为唯一目的，那只要失败三次你就会放弃了。”在罗德胤看来，项目在短期之内不成功是常事，但那也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只要成本负担得起，就应该多尝试。只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每年做一些小项目，可能积累三五年之后，十个项目里就会成功一两个。只要成功一次，之前所谓的失败也都有了意义。”
乡村复兴论坛历次大会的文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