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云枫，德国特许设计师，加拿大霍氏设计 HUO DESIGN创始人，前华为设计中心顾问和导师，设计管理人和设计思想研究者。作为中国工业设计教育初期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近年还在高校从事项目式设计教学，并行产品开发以及设计咨询。
进入21世纪，设计开始和商业紧密结合，“设计思维”在北美也开始被普遍引入到商学院，工程学院以及中小学中去。这种形式的课程已经变化为一种专业外围活动，不同于专业学习。而“同理心”只是“用户研究”的替代品，“以人为本”才是更加核心的设计理念。用户核心反映的首先是商业角度的研究，却不是全部“人本研究”理念的内容。霍云枫想建议专业的设计人放下“同理心”，因为它仅仅是对典型设计流程的一种演绎，并无照抄的必要。同时，为了追求更加理想的境界，不妨遵从禅宗修行的某些做法，不拘一格地在日常生活中间悟道。真正的“设计思维”提示我们：应该用“前景”替代“问题”来占据我们的思维空间，这样才能导向理想的未来。
《设计》：您曾经留学德国多年，今年正值德国包豪斯百年纪念，请您跟我们分享下您在德国感受到的包豪斯精神及其对现当代德国设计的影响。
霍云枫：我是1987年公派去的当时的西德，在那里前后待了十几年。作为学设计的，来德国前就通过书本等媒体认识了包豪斯，不过在当地感受到的还是有所不同，在那里，这个学校是家喻户晓的概念。但包豪斯精神在民间好像不是个概念，至少不是流行的话语。在业内，特别是设计教育界，更加流行的是乌尔姆造型学院（或称设计学院），它是包豪斯的延续，但不是拷贝。两所学院共同的地方是结合技术与设计（包豪斯时期说技术与艺术，那时候德国人不用design这个英文词）。在学习中，我的老师雷曼教授给同学们讲了德意志制造同盟（Deutsche Werkbund），雷曼教授是该组织在巴符州的资深会长。渐渐地我通过设计史了解到，这个组织才是关键，它是1907年成立的，直到今天还在德国运行，而包豪斯只是该组织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起的众多项目之一，是项目中唯一的学校。在上世纪初，制造同盟发起最多的项目是住宅，具体说是供出租的低成本小区。那些项目通过全新设计的工业化建筑形式，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几位顶级大师亲自设计的出租房成为现代主义建筑的辉煌典范，引领了一百年来全球的民用建筑面貌。包豪斯学院其实也是建筑学院，学生从基础工艺学起，经过纺织、木工、金属、陶瓷等进入产品、家具、灯具，渐次接触建筑设计。所以包豪斯理想是培养全能型设计人，不仅是产品设计师，但最后还是功亏一篑了。战后德国分裂，西德在美国的影响下发展。乌尔姆学院起初就是美军占领当局扶持的，偶然才做成了设计方向。成立后一意成为新包豪斯，请到瑞士设计师，也是包豪斯出身的麦克斯·比尔（Max Bill）任校长，同时还聘任了一批专家开课，除了老包豪斯人，尚有其他学者如符号学大家麦克斯·本泽（Max Bense）。这个学院也是短命的，只比包豪斯稍微长一点，但是它的办学理念和方法却成为西德乃至今天德国设计院校的典范。简单地说，除了现代设计的社会理念，就是项目式教学，注重方法学、技术和功能。
除了教育本身，设计在德国是遍地开花。因为深入到社会和企业的方方面面，所以城市人永远处在设计的包围中，幸而是高水平的设计环境。德国设计经过包豪斯以后的风格就是“现代主义，国际风格”，这个特征在战后已经成为工业社会所共有的。但是“规范”才是德国的关键词，“创新”则是新规范的生成过程。“德国设计”其实是“德国制造”的一部分，它们的关系就是相互支撑，而连接处就是规范。德国工业的力量来自规范，而规范就是好设计组成的体系。制订规范的是行业组织，不是政府；企业一定会服从规范，根本不成为问题。规范是行业技术的最高体现，公开而且鼓励使用。不规范的企业会自动出局，早晚而已。工业4.0 就是目前正在形成的新版德国制造规范。这里说的设计，是广义的，不止是工业设计，包括了技术和工程领域。规范来自典范，典范是成为楷模的原型（Typus），原型是工业设计实践的唯一实在结果。这个概念也是德意志制造同盟初创时期经过大辩论得到的统一思想，以后的德国工业和设计界一直遵循这个路线。将创新纳入规范，应该算是制造同盟为德国贡献的优秀工业文化。
需要补充的是，近来因为包豪斯百年纪念，德国的百姓又在重温包豪斯文化遗产。去年游历魏玛小城，见到大兴土木建造新包豪斯博物馆，以及最近德国同学来访提到公司上层热心于包豪斯风格的环境布置等，都说明它焕发的生命力。
最早的现代"居住小区"，斯图加特白苑新村
《设计》：归国以来，您一直积极地与各大高校合作，传播新锐的设计教育理念，您如何评价国内设计教育的特色及问题所在，推荐引进哪些国外的先进模式及经验？
霍云枫：前面说到，我是八十年代作为教师公派出国的，而雷曼教授也一直把我当作老师培养。虽然后来的职业路线在企业和实务中间延伸，却时不时地提醒自己不能忘记当年的初衷。最近几年我在天津大学等几所高校上课，就是想通过自己的教学来影响学生，让设计重新回到项目实践中去，通过全流程的训练去培养具有动手能力的项目设计师。据我近年的了解，工业界已经出现了人才短缺，国内外的大企业都在寻找好的产品设计人才，但如愿者廖。经过多年数码化与交互设计大潮涤荡以后，产品领域的毕业生太少了。
同时，我也在努力把工业设计和设计管理的内容做成新的通识课，带给非设计专业，如工程、商学的学生，为新工科的实现出力。这方面才刚刚开始做。
通过下面问题的答案可以比较详细地解释我的具体做法。
从原型到典型的展示，斯图加特保时捷博物馆
《设计》：您在一次论坛上谈到设计教学和实践中的“两把钥匙”，请您详细地讲解一下“经纬交叉”和“师徒同心”。
霍云枫：我提出的“两把钥匙”的说法，也是为了解读德国设计教育的成功之处。
“经纬交叉”就是在设计教学的思路上将理论与工业实践结合，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项目式教学”。“经纬交叉”不是我的发明，它是我对德国项目式教学所做的阐述以及推广工作。这个织布的比喻来自一句话，“经纬相交，是为组织”。这是一个老朋友所言，给我启发。南京云锦博物馆里的“大花楼提花织机”上工人表演的古代织锦技术，给我很深的印象。
在目前的高校工业设计专业里，理论课都是分别讲授，互相平行，各自为阵。怎么与实践结合？在此我引入了织布工艺的方式作为启发，把理论课比作织布机上的经线，条条垂直走向，互相平行；而织机上的梭子带上的是一条纬线，它好比是一个项目，在人带领下一路穿行，穿过条条经线，横跨过去。这一横跨，就和纬线发生了多次交叉接触，形成布的微观结构，也是形成组织的关键技术。那么，我们的项目必须是完整的，穿过所有的理论结合点，达到终点。下个项目，又复如是。一次次做项目的过程，就是设计学生向设计师转变的过程。好比是线团变成布匹的过程。横向穿梭的次数越多，布匹就越长。作为设计学院，德国的学院一般在毕业设计前经过七个完整的项目过程，这些项目就是设计专业的主课，每个学期的最大压力也在此项工作，而非理论课。
针对许多学校设计专业实践课程的缺失，我想引进一个补救措施，就是把项目式设计做成模块，插入到现存的课程结构中去。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在四所大学中把项目教学开展起来。令人欣慰的是，学生们的积极性超过了我的预期，作业的水平也越来越高。虽然引入项目，无奈现在的国内大学，把工业设计与产品设计作了人为的切割。但是三维设计的规律还是共同的。只是在国内的“产品设计”专业，学生不会有工程方面的课程，只是学习典型的“设计课程”，比如“三大构成”、CAD设计方法以及项目相关的技法课。这就带来知识不足，经线太少。无论文科、工科大学，对于流程的关注不够，而工业内部的职业要求与工作规范往往不会被大学接受。在注重研究的重点大学，由于评估标准的影响，可能造成学生不做项目或少做项目。这样的结果是纬线没有或太少，平行的经线虚飘着，形成不了布匹。
新的包豪斯博物馆指日可待，2018年德国魏玛市区
关于“师徒同心”。包豪斯的工场是它的成功关键，引进机器到学院是个创举。不过人们未曾注意的是，这个工场内部的人际关系也是关键，就是师徒关系，不是师生关系。两者区别在于：师傅不等于老师。老师水平无论高低，只要讲授知识就是务正业；但师傅不同，他必须要做示范，有技术绝活，在行业就业。这个事情那时是否有深意，我们暂且没有定论，但是对于教学质量是影响深远的。学院为工业服务，不仅在技术层面，而是在组织层面也有重合。师徒关系，必然比师生关系更加紧密，除非特殊例子。我曾经学过徒，当过工人，对于师徒关系有切身体会。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它是古代的作坊组织遗留下来，被现代工厂吸收了的一种文化。即使现在的科技大企业如华为，其白领员工在入职以后依然要实行“导师”制，也是变相的师徒制度。在讲企业文化的时候，似乎还没有哪位专家注意到这一点。
作为教师我注意到，在讲台上面对学生，不容易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讲设计不如做设计，或者展示自己做过的案例。教好设计的一定不是讲授，而是传授以及教练方式。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作坊里师傅带徒弟的模式。过去作坊里是三个层次的人：师傅、伙计、学徒。在那里“产、学、研”可以真正有机而且高效地结合在一起。伙计是满师的学徒，伙计生产，学徒帮忙并且学习，师傅则作示范，开发新品以及从事高难的工作。这对今天的高校“产学研”也应该有启发。
现在我的项目课，首次必须做的是介绍，大家相互认识，然后是任务、说明和动员。在基础课程内容交代完后，我会告诉大家，我在任务里面的角色是教练，不是教授。教练不讲课，而是带领大家做事，学员不动，我也没法教。要做到目标明确，师徒同心。
大花楼云锦提花织机，南京云锦博物馆
《设计》：您曾在演讲中提到用中国的“禅”来替代同理心，从而解放灵感。这种心态在当今浮躁的社会是很难把持的，您是否有具体可操作的思维指导方法和建议？
霍云枫：我对目前的设计大众化运动持支持态度，同时与专业设计区别对待。在目前的大众设计活动里，讲究的不是结果，而是参与。所谓“同理心”是个好卖点，它容易让人切入一个陌生的领域。但设计者的立场是不同的，他/她要全方位地关注和研究，并且不断转换视角，还须对项目牵扯到的所有相关方面负责，不仅是体验的用户而已。设计师基本训练就包括了这项要求。而同理心、persona之类的工具是十多年来心理学渗透设计领域造成的方法借用，乃至术语“跨界”。如果我们可以借用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的术语，那么我们同样可以采用佛学以及玄学的概念和方法，只要它们有积极的影响。设计如同管理，它不是科学，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禅宗的思想源远流长，从中国传到日本，又从日本传去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美国青年，有不少经历过彷徨时期，也就有一批人接受了印度佛教以及东方禅宗的影响。硅谷的企业家许多是这样的背景，不同于其它地区的情况。乔布斯本人就是典型的个案。他从来不依赖市场调研，更不具备“同理心”，相反，他是相信本心、自性的个人，宁愿把自己关闭起来，去寻找真理。也许因为他不是设计师，而是承担企业责任的高管，他不会相信肤浅的形式主义的结论，而是苦苦寻求众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办法就是离开喧嚣的众人，寻求清静的天地。经验主义或理想主义，他一定是相信后者。但是，英美哲学的根基以及渊源离不开经验主义的土壤，理想和理性仍然属于欧洲大陆学派。结果是他的志向加冥想，通向了前所未见的新产品原型，并且成为典范。
学生的"设计创意技法课"，济南齐鲁工大
回顾“设计思维”概念的由来，可以归结为两类：一是理论研究学者们半个世纪以来对设计创造方法的研究与抽象，二是设计师兼理论家对设计方法实践的总结和领悟。理论研讨给设计界带来了许多新概念和方法，同样带来争吵和困惑。进入21世纪，设计开始和商业紧密结合，“设计思维”在北美也开始被普遍引入到商学院，工程学院以及中小学中去。这种形式的课程已经变化为一种专业外围活动，不同于专业学习。而“同理心”只是“用户研究”的替代品，“以人为本”才是更加核心的设计理念。用户核心反映的首先是商业角度的研究，却不是全部“人本研究”理念的内容。
总而言之，我想建议专业的设计人放下“同理心”，因为它仅仅是对典型设计流程的一种演绎，并无照抄的必要。同时，为了追求更加理想的境界，不妨遵从禅宗修行的某些做法，不拘一格地在日常生活中间悟道。不必是外表上的，而是内心的追求，时时刻刻都是在修道，即实践设计理想，总会悟道的。当然，团队活动的方法很多是可以继续使用的，不过个人的创造过程永远是推进的动力，因为创造绝非头脑单独完成，意志也起到决定作用。认知心理在当今大行其道，不过认知学的短板不仅在忽略情感，而且在意志缺失。真正的“设计思维”提示我们：应该用“前景”替代“问题”来占据我们的思维空间，这样才能导向理想的未来。
我坦率承认，我没有具体的禅宗思维指导书，因为禅宗的特点是不落文字的，它取决于情境、时势，以及人的悟性。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设计不是人人可以做好的事情，总有一些人可以做得比大多数人更好，他们就是职业设计家。
创意成功是她意志的胜利，济南齐鲁工大
《设计》：三十年来您先后服务过欧洲及国内的顶级品牌，请谈谈您所见证的国内品牌在设计驱动创新、提升品牌价值方面的发展历程。
霍云枫：1987年我到了西德。那时西欧的工业设计正当高潮，同年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举办了首届“欧洲设计奖”。我的导师雷曼教授荣任评委会主席，他送给我一本书，里面是所有获奖单位的图文介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里并非是设计师获奖，而是公司得奖，无一例外，可见欧洲人对工业设计作用的理解当时已经是在高层次，包括品牌、文化乃至社会的层面上。我在斯图加特完成了五年的工业设计学习，又进入业界工作，先后为德国、荷兰、比利时的客户完成了不同类别的产品设计项目，主要的产业范围是文体用品、办公家具、灯具、旅行个人用品以及电信产业，后者的意义逐渐超过了其他的所有行业。
1998年结束了德国的工作，我回到深圳。起因就是华为公司的工业设计刚刚起步，他们热情地邀请我回来。我在1995年的日内瓦电讯展与华为有过不错的接触，后来又在欧洲组织深圳工业设计考察团得以认识了几位华为人，于是开始了一段不平凡的设计之旅。
基于双方的共识，我以合作者的身份加入了华为。那时在公司内部工业设计属于结构造型部，任务是开发产品整机。我们开始时考虑的还不是品牌，而是团队的建设，因为人的培养第一。这一点不光是华为，其它公司也类似。2000年的时候，华为成立了设计中心，是围绕产品设计的真正的工业设计中心，工作包含产品的整个机体设计，为整合里面的通信功能部分实现产品化。学习先进是第一步，首先我们将目光投向邻国韩国的三星，这个公司九十年代末已经在产品设计和品牌建设上崭露头角，工作十分出色；另一个先进公司就是飞利浦，他们的企业设计、产品设计以及设计管理都是第一流的，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当然，IBM公司一直是学习的对象，是时华为引进IPD的过程延续了数年之久。这是流程构建的过程，深刻而艰难。公司的工业设计团队多半是七零后的男孩，好学而勤奋，我们有着很好的关系，不仅在工作层面。
中国之花开放在欧洲都市，丹麦哥本哈根
团队通过一起学习外国公司的改革和管理经验，升华了设计的理念，摸到了大致的路线。接着就是一系列的具体项目，锻炼了队伍，提高了真实的设计能力。项目不仅仅是市场急需的产品，也有预研项目，以及其他比如展示用的项目设计。这段时间，电信业的国际竞争十分激烈，公司也都十分重视参展的形象，为展会设计制作样机也是一桩大事。当然，去展会同时会看到各大公司竞相开屏的盛况，这也是公司之间互相学习的最好时机与场所，因此每年的电信展总是备受关注。我想，工业设计的关注度，在华为主要是因为电信行业的长期高速度发展造成的极大创新需求。
这里，我还想说，往往是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驱动了工业设计，而不是设计驱动创新。因为当下典型的工业设计所做的创新多半是低层次的应用创新，更多设计师是在从事改进人与技术或商业接触的方式和体验，技术与商业的进步速度永远超过设计行业。设计在企业还是执行机构，推动设计向前发展的驱动力是什么，这个问题还需要再次提出来求解。
正因为电信行业的超常发展，竞争需求带动了一众大企业纷纷行动，各显神通。企业投入重金首先是引进流程，在华为首先是研发流程IPD。1998年开始引进IBM的整套产品集成开发流程，同时有美国顾问坐镇“导入，支持执行”。公司在削足适履的过程中经历阵痛，工业设计部门也有了更大影响力，我们能够比较自由地做样机，产品的设计也出了不少新设计。不过，风格问题渐渐浮出水面。在华为，那时设计外包不少，也是预研项目，不一定会投产。国外设计师们风格各异，无法规范。当业务发展到这个时候，公司迫切地需要符合产品定位的品牌形象，而产品工业设计就是其中最为直观的一部分。内部项目在我的示范影响和一众设计师的努力之下，渐次地有了一种“进化”的设计语言和家族特征。可以说是自发的产品形象萌芽已经产生，而且得到了肯定，用在了不同系列产品线，乃至华为子公司的电源产品上。这是2002年前后的情况。
因公司业务的发展和产品国际品牌形象的需求及设计师的牵引，华为在2005年启动了PI规划，也就是企业级的产品形象辨识系统规划及样机设计。规划覆盖当时所有的产品，是个划时代的工业设计项目。项目分为理论、规划和设计三部分。这个项目一直到2007年才完成全部内容，并且圆满地移交投入使用。项目的应用结果据有关负责人反馈，该规划在公司网络设备产品中全面应用，获得成功。项目的效果反映在提升品牌形象以外的设计工作大大减少，设计人员可以在做精、做深客户感知方面下功夫。品牌形象在业内的关注度和地位显著提升，而且项目开展的时机也是把握的很合适，如过早则可能不会有如此结果。另外，在公司收购的外来产品线的设计改造上，也起到了应有的规范效果。
回顾项目的深层意义，必须提到，PI在该公司最高层的认识，早已形成了需求和内力。除了实现国际竞争进入顶层小圈子以外，实现了在产品全线实现品牌高质量形象，还有产品高度稳定的印象。后者对电信设备供应商而言具有极大意义，过度设计以及设计风格的变化无常规都会造成不专业不可靠的感觉，从而失去客户的信任。设计师的过度炫技在此地属于大忌。
这个项目的准备和执行耗费了我很长的时间和精力，主要的准备是理论研究、符号学应用以及设计管理部分，再就是说明和说服公司内部立项的过程。项目曾经得到香港理工大学两位教授的鼎力协助，在此深表感谢。最后必须说的是，没有公司领导自始至终的支持，这个成功是无法想像的。该成果的理论预研部分，我已经通过2017年在新加坡举办的“TE CONFERENCE 2017”出了第一篇论文。
常态化的无人驾驶地铁，丹麦哥本哈根
《设计》：现代科技发展的速度是人脑望尘莫及的，在AI即将取代大部分职业的焦虑氛围中，普惠设计已经开始真切地冲击着设计师这个职业，您认为设计师该如何与AI等科技手段“和平共处”？未来社会需要怎样的设计师？
霍云枫：作为设计业的人，我很关心人工智能这个话题，我说一点个人浅见。
我是国内工科本科，加上德国工业设计五年大学，自己觉得还懂一点技术与工程，对于AI的基本知识也是作了自我教育的。近来热门的“神经科学”，我经由心理学的研读得以了解其大概，直到不久前我才感到这幽灵已经近在咫尺。说是幽灵，未必是恐惧的意思，相反，可能是很好的一件事。我们谈论的“智能”，其实不是重点，“人工”才是关键。我们谈“人工XX”，就是在谈“非人”，就是指机器；而智能则是指代“软件”，那么翻译出来，AI就约等于“机器软件”。
这么一来，问题就简单了，“机器软件”一直存在，为何现在不同？为什么恐慌了？原来是这个软件不同了，它升级了，有了所谓“学习”能力，通过训练会不断地升级。时下的主流版本是“深度学习”，它据说能够做太多的事情，只要你想得到，能够教会它。
打败围棋冠军的，就是这个软件。但是据AI专家斯坦福大学李飞飞博士说法，目前这种软件的智能尚低于3岁儿童，因为人不仅仅会做一件事情，而软件目前都是专业化的。那么，我们设计师做的事情，它会不会？会多少？什么时候会超过我们呢？这个问题一定是大家关心的。不过，这个问题的解答我们还是交给专家吧。
作为擅长创新的设计师，逆向思维是基本能力。既然人家找上门了，来而无往非礼也。我们要正视AI的来临，同时要欢迎它，帮助它早些来为人办好事。这个正是我从烟台世界工业设计大会“智能城市”分场最后一场报告得到的启发。作为AI行业专家，加拿大来的李博士作了一场关于深度学习的可能应用方面的短报告。这个报告一出，就让会场所有人，包括外国来作报告的智能城市专家们集体亮了眼。后者的思路还是古典的设计优化，对于“智能城市”的设计缺乏新思维，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AI与工业设计合作的思想，可惜李博士还未来得及深入研究。我们在场外作了交流，我得到一些启发。
我的想法初步是这样：目前的人工智能，好比在牙牙学语的娃娃，它的能力一天天在变大，却暂时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和人类不同，机器没有必要成长为全能的人，所以在某个领域，3岁也就可以办事了。那么，它的爹妈呢，往往也不知道怎么办好，让它做什么倒成了问题。同时，我们的设计师还在远处害怕它来抢吃的。我们不应该敬而远之，而是要过去帮忙给它派点正经活儿。我们可以成为AI应用设计师，专门为机器软件找到合适的用武之地。这样一来，机器就成了人的好帮手。前提肯定有，就是新的AI应用设计师必须掌握以下能力：对人类设计过程的深入了解，对需求的敏感和分析力，对AI的理解与接口的学习，对于本行业进行升级的准备。这件事情应该是AI行业的专家与设计师一同来进行，至少目前得这样操作。好像一百年前的工业设计，是建筑师、艺术家和工场师傅一起培养起来的。
我刚刚开始学习，所以分享的东西有限，希望抛砖引玉。未来社会需要许多的AI应用设计师，我希望这一天早早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