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理论家、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贡献奖金质奖章获得者王受之教授是现代设计和现代设计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现为美国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授，美国南加州建筑学院教授，中国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
与王受之教授的对谈让人受益匪浅，话题从中国设计四十年到包豪斯在中国，从“设计驱动”到中国设计教育，王教授基于他丰富的教学和工作经验，深入浅出地与读者分享了他的人生经历和个人见解，其间还谈到了中国设计教育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设计》：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的第41年，在这70年中，中国设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请您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谈一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个时间节点和事件。
王受之：自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设计角度留下的时间节点，我想每个人都不一样。我1982年参加工作，首先在广州美术学院筹建工业设计专业；1984年，柳冠中老师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了工业设计专业；1989年有“断裂”，那时很多相关工作都停止了；1992年之后，全国的设计行业迎来了“井喷”，以上都是重要的时间节点。 从我的专业角度来看，第一个节点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那时现代设计才真正被提出来。轻工部下属的工业设计协会于1979年建立，可以说那时已经开始有人注意到了工业设计的重要性。我参加工业设计工作之后，开始全力以赴地在全国宣传工业设计和现代设计。所以，1982年对我来说是一个节点。
此外，在1984年到1986年之间发生了几个重要事件：一是广州美术学院首次成立了具有商业行为的设计公司；二是有部分学生在读书时成立了设计公司，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白马广告公司。这几件事引起了很大争议。广州美术学院大张旗鼓地用学院的公司这一方式去推动，但在其他院校基本上还是变成了教师的公司。这个工作是教师自己在外面注册办的公司，这个事情可能是对我们设计的一个很大的冲击。对于我来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我的“现代设计史”的相继的出版。第一本是1985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世界工业设计史略》，那本书的印量不大，在国内的影响不大。第二次是90年代初，一个出版人把那本书拿到广东的新世纪出版社来出版，书名就是《世界现代设计史》，也就是现在市面流行的那本《世界设计史》的早期的样本。这本书对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冲击。再下一步，大概200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齐了我的五本《王受之设计史论丛书》。
当然有很多具体的事件，是一个大时代的大事件，像很多协会的成立，很多公司的成立，以及一些很重大的会议，像1992年广州美术学院的设计汇报，包下了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对国内的院校产生的冲击，这些都是大事件，但对我个人可能影响并不大。如果讲对于整个设计专业来说，设计取得长足发展，就有很多的技术方面的原因，还有事件方面的原因，像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等这些都是有影响的大事件。还有一些技术的发展造成对设计的重大的冲击，比如高铁的开通，中国民航的发展，机场的建造等。
《设计》：从“中国智造”理念被提出以来，对设计价值的认知得到空前的提升，“设计驱动”成为了常见的提法，请谈一谈您所感受到的变化。
王受之：这个变化事实上是一种在西方已经流行了大概20年的一种概念在中国的本土化。美国大概是从克林顿政府上台开始走上这条用智慧而非密集型的制造，用智慧、人工智能、数码技术来改造设计。中国迟了一段时间，到了2018年左右提出这个概念，就是说中国在前面所经历的道路是“中国制造”。 现在这个概念变成了一个国家政策，得到大力推动。中国在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里出现了一些高科技产业，特别是跟网络有关的产业，无论腾讯网易，都变得非常大，还有通讯产业，像华为中兴，还有各种各样的手机。我们对设计价值的认知得到空前的提升，事实上不是中国创造的，只是中国现在意识到了。所以“设计驱动”应该说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因为很多国家早就用设计在驱动了，我们是想快点赶上去，并且在用举国之力来推动中国智造和设计驱动，也有一种很明显的弯道超车的动机。我现在看很多都是弯道超车，当然如果这个弯道超过了人家，再到直道上奔的话，我们需要有砥砺，因为你的车得好。那么至于怎么能够经过这个阶段，恐怕还得有一段时间。如果真是变成要用设计驱动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而在这个时间里面需要清理得比较清楚的是智慧产权的保护和法规。技术上对中国人不是问题，能够尊重智慧识产权我们才能走得远，所以，中国制造的方面主要是智慧，另外一个就是法规和伦理的建设。最近所出现的人类基因编辑婴儿的事件足以表现出，如果我们一头砸在中国制造，用智力来创造，却没有伦理的基础，又没有国内法规的基础，中国制造可能会走到一个弯路，甚至邪路上去。
《设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设计人开始在企业中担任要职，高至总裁的亦有之，您如何看待这种趋势？这种新的位置，要求设计人具有怎样的素质？
王受之：素质和位置的问题是他们当上了领导以后，自然就会塑造的，我们不要对他们要求太多。我不过是希望设计人他本身懂设计，人文素质会比较好，文史哲方面他有很好的背景，并且他有很好的修养。相比单纯的技术人员来说，设计人员可能有更多的人文的内涵，对企业是良性的。但是这个趋势到底有多大，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看到很多大的企业的领导都还是技术人员为主，希望有更多的设计人员能够当到这个主管。
《设计》：2019年将是包豪斯百年纪念，请谈谈包豪斯对中国设计的影响。
王受之：三四十年代，有些人受到包豪斯见解的影响，主要是在美国留学的。另外一个影响就是在包豪斯的时候，整个德国和整个欧洲在不同的城市都已经有了类似包豪斯的设计，并不是运动，而是设计的探索。那个时代有一批到欧洲学建筑的人，他们回国带来了类似的东西，也就是现代建筑。这一派在广州是比较多的，因为广东有一批人是留学德国，在纳粹上台的前后，他们在德国学习，他们在德国其他的学校，比方海德堡大学，都不是包豪斯，但是由于那种现代设计是一种风气，所以在德国的其他大学受到的现代建筑的影响带回到中国，这个是有一批人，我经常说有一个“岭南派”，但是学界不承认，我希望对这个的研究应该是要比较深一点，也就是包豪斯的直接影响和包豪斯那个时期的现代设计思想的影响，这个应该是打包谈的。我们现在都在谈上海的乌达克，他本身没有去过包豪斯，但是他感悟到现代设计的思潮，当然他更多的是Are Deco，装饰艺术运动的风潮，那么他以一个匈牙利捷克人的身份，在俄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里面穿越俄国被俘，然后跑到了上海，在上海做建筑的时候，做了相当多的新古典主义，也做了Are Deco，最后也做了有一两栋是纯粹现代的，可以说是包豪斯对他的一种远程的影响。我们说包豪斯对中国的影响恐怕就是这么几条路。
《设计》：中国设计一直不断接受着来自东西方设计势力的影响，也在接受着他们价值体系的评判，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发展自己的设计体系？
王受之：中国的设计其实这个字包含了传统的手工艺、传统的设计和中国的现代设计。那么如果说中国的设计一直不断地接受着东西方设计势力的影响，我估计这是讲的中国现代设计。因为中国传统设计它不但不太多接受来自东西方的影响，它更多的是去影响东西方的设计。那么中国的设计在接受东西方的影响的时候，也在接受它们的价值体系的评判。这等于说现代设计是一个它依附于现代批量化生产的工业体系，现在又再受到新的信息、数字体系的影响，那么凡是做这个体系的这些主要的地方都是西方的，东方的不多，日本没有建造多少，主要是西方的，所以微软的界面、苹果的界面，这些都是它们的一些标准。那么当然这个里面大家在接受它们的时候，自然就会介绍到它们对于设计的一些认同，比方说用户为中心的概念，设计伦理的概念。比方说有很多界面在设计的时候，你不容易接受到一些它们认为对社会有害的链接，在广告的涌出上面也非常有限，不是肆无忌惮地让你一打开手机界面，广告不断跳出来给你红包，这些都是一些西方的价值的体系。
那么中国在这个过程里面兼收并蓄，使用吸收了很多西方的这种东西，也包括他们的这种在设计价值设计伦理上的这些评判。但最近的这些年以来，中国为了形成自己的设计体系，在大规模地修改西方影响的体系，产生了很多自己的东西。比方说这个图标、界面的活跃性、界面的娱乐性、大量的链接广告、植入式广告，数量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我估计只有印度能够跟中国并驾齐驱，这就是自己的设计体系，太实用，整个的客户的市场针对的主要是年轻的人群。
所以可以说从百度开始，中国所有的这种现代设计我们都看不到另外一种西方的价值，就是比较严肃，比较学术，比较沉稳的那种东西。也就是说我们连一个维基百科这样的界面我们都没有。这个也是中国现在的情况，你不能说他错，他就是受到了这么大的影响，并且进行自己的修改和改变。
中国近年以来经济发展，民族的情绪越来越越重，大家对自己更加自信，所以在这方面受到东西方势力的影响会越来越少，并且中国越来越会变成自我中心，这是一个发展的趋势。这个趋势从中国近年以来到世界博览会做的中国馆，中国现在的各种各样的产品的外形，特别是交互产品的这些界面设计，西方式的越来越少，或者日本式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多是自己创造的，里面虽然还有别人构造的一个朦胧的影子，但自己的东西越来越多，我想这是一个大方向，这个方向在受到国内的民族自强情绪的高涨的情况之下，我估计会越来越强势。
那么在将来再过一二十年，如果目前这个风潮没有改，我认为中国自己的这种以自己的价值体系、实用主义、民族自强为中心的设计体系就一定确立，那么这个东西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现在已经可以说差异很大了。
《设计》：基于您在国外多年的教学经验，您认为中国设计教育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也请您给出相应的建议。
王受之：其实就是一个问题：我们只有一个设计体系，并且这个体系已经固化。全中国一千个设计院校，用的是同一个体系，从四年本科到研究生，课程的讲法、课程的量、课程的类型都差不多。如果说有些学校比较好，那是老师比较好，否则的话就是一样。
我的建议就是有不同的体系。设计本身就是个多元化的东西，用同质化的设计教育，你怎么能教出有多元化的学生。
《设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设计越来越需要跨学科的协作，您的学校在教学实践方面是怎么做的？
王受之：这个事情也不容易，受到教育模式的限制，要想搞跨学科是比较难的。当然也有些学校现在搞跨学科，但是并不清楚跨什么学科，所以往往用一种笼统的名字，比方说“新媒体”，就把一些学科套在里面，“动漫画”，也把一些学科套在里面。那么真正是哪些学科它可以跨，哪些学科它不需要跨，我没有想清楚，所以我在我的学校里面还不是太多地做跨学科。有一些学科它原来跨了，但是它是多余的，我倒是砍掉了几个，就是说我宁愿做减法也不做加法，这是目前我能做到的。将来我要再有机会办学，我恐怕也就办一两个专业，越少越好。而这些专业其实是跨学科的。
《设计》：新技术、新材料、新工具不断涌现，工业产品设计的方法发生了哪些变化和革新？教学方法是否也随时有所改变？
王受之：新材料现在越来越多，新技术现在是变得非常快。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人类也创造了很多新的工具和新的软件来做产品设计。工业产品设计的方法当然产生了变化，也就是用户在其中的主导地位更多了，那么在将来如果这些技术成立的话，很多产品就可以按照用户的意志来做。并不排除未来有这样一种可能，只要有一套很好的软件和3D打印系统，顾客可以对自己的人体进行测量后，生产出自己的产品。也就是说工业产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革新。另外一个就是单纯的造型设计已经满足不了现在客户的要求，所以会产生一个新的方向，也就是交互和工业产品会有融合的可能性。教学方法当然要改变了，怎么改变？在我们目前的教学的模式里面改变非常困难，改变都是形式的改变，不是核心的改变，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不乐观。
《设计》：您在一席的演讲题为“我们的设计出了什么问题”，在您看来，问题出在哪里？何为解决之道？
王受之：问题出在我们的同质化单一化的教学。这个体制是全国一样的，如果设计教育不采用多元化的方式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在中国怎么解决呢？最好办法就是有部分人出国留学，回来以后再参加工作，这便能多元化。当然如果未来，教育有一部分可以开放给国外比较好的设计学院，沿用他们的体系，或者给一些具有理想的私人来尝试办设计教育，这样就会变成多元化。全世界的设计学院大概都是这么走，只有我们是用一种体系教40万的学生。
《设计》：您曾说过，在全球化、网络化、数字化发展迅猛的当下，大众对设计的认知水准反而逐渐降低，设计变成商业噱头，变成增加产品附加值的一种时尚手段，设计师和设计理论家被变成时尚的推手。那么，在您看来，设计的本质是什么？设计师如何才能保持“初心”？
王受之：设计很简单，它的本质就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其他的都是没用的。所谓问题有各种各样，有需求的问题，有审美的问题，有时尚的问题，有自身认知的问题，有尊贵的问题，有社会地位的标志的问题，我们的设计师首先需要有发现问题的能力。
第二个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设计的初心，也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么便被变成时尚，或者变成什么东西，商业噱头，那个是商业在用设计本身，这并不是设计的问题，只要你的设计是真正解决问题，这个好作品怎么用也就无所谓了。所以噱头不是设计师的事情，噱头是商业推广的事情。设计的本质还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设计》：您对正在通过设计创业，以及从事设计工作的年轻人有怎样的建议和期许？
王受之：第一，我觉得大家要想办法多看多体验。如果能够在几个不同的比较大的企业工作的话，我觉得是能够在短期内吸收很广泛的先进设计知识和经验的一个捷径。
第二，要增加自己的人文知识。不要只管设计，大文化要了解历史、文学、电影、戏曲、音乐。我们的设计师相比之下是我所见过的整个世界的设计师里人文知识最薄弱的一层。因为我们把设计完全当做美术，在院校里也没有任何人文的教育，甚至连应该学的现代设计史或者现代艺术史也没有好好地学，只是背书而已。没有人文底蕴的设计师是空洞的。如果你不需要文明，你只需要设计的技术的话，你大可以到技术学校去，何必读大学呢。
《设计》：您最近正在关注或研究哪些领域的问题？可以和《设计》杂志的读者分享1-2个吗？
王受之：我的《世界现代建筑史》已经出版了，我现在要出版的也是社会等的很急的一本书就是《世界室内设计史》。这本书我现在全力以赴地在赶。如果可能的话，我会把景观设计也打包放在里面，如果有足够精力的话，应该另外有一本叫来叫做《世界景观设计史》。如果这两本书能够完成的话，我觉得我做了一件事情。第二件更加大的事情是，我希望在未来的几年之内，能做“世界娱乐设计”或者“现代娱乐设计”的历史。对于娱乐设计这个设计科目的组群，我在美国已经工作了十几年在上这个课，但是我希望在国内能够不是单从动漫画或者电影、游戏这么窄的角度来看，而是把它对于人的行为的影响从娱乐方面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