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现代设计教育体系，20多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的引导下，在制造业迅速发展后对设计人才需求的就业市场驱动下，高等艺术设计教育迅速扩张，到21世纪，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大国。
针对中国设计教育随着时间推移在实践中不断发现的问题，江南大学设计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张凌浩教授有自己的见解。张凌浩教授提出，发展教学方法或方式应该包括以下的重点：即如何进行深度而非一般的用户研究；如何结合数据进行各种分析、综合及提炼可执行的洞察；如何基于复杂环境下的问题，训练系统创新的能力与全局性的思维；以及如何在教学中提高设计、技术、管理、金融、跨行业协作的融合创新能力。
《设计》：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的第41年，在这70年中，中国设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请您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谈一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个时间节点和事件。
张凌浩：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41年，中国设计取得了瞩目的发展，其中很多重要的节点与事件应该铭记在设计发展的史册之中，以回顾、激励大家继续努力，取得新的进展。就我本人对中国设计历史及相关改革的了解而言，回顾身边的70年发展，有几个时间节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值得与大家分享。
第一个是1981年，我们学院当时的造型系，派出张福昌、吴静芳两位教师赴日本研修工业设计，成为建国以来首批工业设计留学生，1983年学成回国后开启了教学体系，开始了历史性改革，率先开设了一系列现代设计课程。当时，中国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就在这几个学校的推动下开始建立。第二个值得纪念的是1994年，海尔集团与日本GK设计集团合资成立了国内第一家由企业成立的工业设计公司，也就是今天的海高设计，这也是大型企业率先按照国际理念建立设计中心，其为海尔带来的成功产品有目共睹。后来美的、长虹等纷纷建立设计中心，带动了中国家电整体实力与国际化的提升。第三个时间点是2008年，这一年不仅是北京举办了奥运会，而且是深圳成功申请“设计之都”称号，这一年相关产业、城市的发展开始需要设计产业领域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而且中国设计也开始思考自己在国际上的声音、角色和作用。随后到来的上海世博会和上海入选“设计之都”，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设计在产业及国际层面的发展。
第四个事件是2016年12月世界工业设计大会在杭州良渚召开。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联合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设计组织、机构、企业以及院校等发起的世界设计产业发展会议，中国设计协会在世界上开始发出自己的倡议，发起自己的议程，也就是和中国一起在全球范围内促进设计创新与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最后一个是2018年11月，全球cumulus10月在江南大学召开，也是该会议第二次在中国召开。这次大会以“广泛转型与设计机会”为主题，聚焦经济、社会在广泛转型之下涌现的新挑战、新空间与新机会，全球400位参会代表因会议的内容自己注册参加。特别是通过阿里巴巴新零售、田园东方综合体、设计教育转型项目等各种中国设计案例的实地探访与讨论，展示与分享了中国的设计思考和设计走向，有其特殊的意义。
《设计》：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现代设计教育体系，20多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的引导下，在制造业迅速发展后对设计人才需求的就业市场驱动下，高等艺术设计教育迅速扩张，到21世纪，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大国。您认为中国设计教育发展到现在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张凌浩：这个阶段划分并不容易，从不同视角划分会有不同的结果。这里只能依个人的观点，简单大致划分一下。中国设计教育发展到现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以引进探索为主，中国设计院校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引进到90年代逐步建构起各专业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其中包括1990年前后无锡轻工业学院、湖南大学等开始推动并实践的工科招收工业设计专业是其中值得纪念的改革措施，这个阶段培养了一大批今天中国设计界的领军型人才。
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10年前后，发展壮大是其主要特色，在这个阶段，设计学成为艺术教育中的主要角色，例如国美、央美在此阶段先后大力发展设计专业，另外Cumulus、Icograda国际院校教学合作、跨专业、跨文化互动，设计学科建设开始成为设计教育新的竞争点。
第三个阶段就是现今，以学科转型与融合探索为特色，排名前沿的院校都结合自己的优势与特色，适应新的时代变化，例如清华的信息艺术设计，央美的“未·未来”的专业融合，国美的艺科融合与创新设计，同济的国际化设计教育，以及江南大学的转型设计与研究型教学等，创业孵化也将成为其中培养综合性人才的重要探索之一。
《设计》：您有丰富的设计教育经验，中国设计教育的变化给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这样的变化给设计专业的学生们带来了哪些影响？
张凌浩：这些年中国设计教育的外部挑战与压力比前几年大，一个主要的背景就是全球与中国新互联技术与制造业、服务业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以及国家的重大创新战略与文创产业转型等战略需求，对设计人才面向新产业领域的适应能力（解决复杂问题）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都需要加快设计教育改革，迫切需要创新教学体系以适应迅速拓宽的应用领域。此外，设计也开始更多关注聚焦社会问题，例如老龄化、健康、扶贫等课题，其中蕴含着很多新兴的复杂问题及设计研究方法，也需要改变以往我们“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分类，转向“以问题或项目”的教学或研究思路。
这些变化不是即将到来，而是已在我们现实的脚下，需要我们清醒认识到其对教师与学生的影响及新的要求。对学生的影响，简单谈两点：第一，面对新兴的行业领域或者设计创业，其实都是设计的核心能力随着设计边界的扩展变得更加综合，包括智能技术、商业与财务、战略管理、团队协同等成为重要的、排在前列的新基础能力；第二，需要重新理解设计的基础，超越原来包豪斯关于原有技术、美学与生活需求的教学认知，发展有关新的要素（例如时间）、认知、思维、原型、写作等方面的基础训练，这一方面教师也需要做更多的探索与建构。
《设计》：结合您在意大利等国外的访问经历，您认为我国的设计教育，以及设计专业学生的水平和国外相比，都存在哪些异同？哪些方面亟需发展？
张凌浩：我在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学习过一段时间，对其本科与研究生做过观察。米兰理工学生的本科阶段，以实务能力培养为重点。以其产品设计专业为例，培养目标大致为建立构思和开发每种类型新产品的能力；培养学生构思想法，为用户（个人和社会部分）创造有用和有吸引力的产品；将学生的体验融入制造、技术、可持续性及消费市场之中。其中，企业实践是重要的学习板块。估计是建筑院校的传统，米兰理工非常重视艺术与技术、工程的结合，强调原型在设计工程评估中的重要性。
研究生阶段则具有与本科不同的体系和特色，更加注重研究的过程与方法，这一点与本科区分比较清晰。主要特色是重视跨学科项目课程，重视服务设计、社会创新、战略设计的综合类学位培养，注重与社会问题、产业发展及新趋势的结合，通过Co-Design协同探索设计的机会，目前国内的设计教育改革与国外相比，总体而言，国外发展的较早，体系相对成熟，部分院校的探索有一定前沿性，例如RCA全球创新设计工程、荷兰院校的设计技术扩展课程、米理的服务设计与社会创新。特别是一些综合性大学的课程建设，重视教学的分阶段设计，注重作业的规范，建有充足的网上共享学习工具及资源。
国内的部分学校综合实力较强，多专业相互支撑，课程体系也有自己的特色，实验平台已有很好的基础，各具优势。但有的课程教学改革，会将研究生阶段的内容更多地下移至本科阶段，有时会使学生在基础实务能力方面有所缺失，导致本科与研究生教学侧重难以区分。
《设计》：目前江南大学的设计教育有哪些特色和优势？未来有怎样的发展计划？
张凌浩：江南大学设计学院经过50多年的建设与持续改革，特别是在近十年的发展中，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优势，在亚洲设计院校的影响力与相关学科专业排名中都有自己的位置。应该是已成为以轻工为特色，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高水平设计学科、最具国际活跃度的国际化学院、业界卓越设计人才培养的示范基地。江南大学设计学院虽说不在中心城市，但是总是能因应时代的变革需要适时做出相应设计教育改革，四次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的主题就是最好的例证。
最近几年一直在围绕如何适应时代变革，构建适应未来的设计人才培养体系进行探索与实践。包括以“整合创新”为导向，基于设计问题的复杂性与创新性重构专业培养方案；以全球性问题挑战与产业趋势为引领，推动研究型教学深入发展；以整合创新班为试点，通过非传统专业构架实施“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以“联合工作坊-英文课程-交换生”国际教育合作体系，构建国际化协作学习情景模式；强化平台支撑，建设“设计技术实验室-创业工坊-产业联合实验室”实践平台体系。
未来，相关的设计教育改革还在持续，包括教育部、教指委都在提出新的要求，例如设计金课、产学研育人平台、新工科专业、设计基础重构等，我们也在做相应的布局，希望可以推动学院有新的发展，将其建设成为全球视野中国设计思考的产生地、国际设计教育变革与实践的示范区、多元学习与创意实现的支持中心、产学研社融合的创新生态共同体，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将服务于这个系统目标。
《设计》：在前不久举办的“新时代设计教育与产业未来——国际设计教育高峰论坛暨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信息与交互设计专业委员会（IIDC）年会”上，您演讲的主题是“转型设计——新探究与新融合”，其中所说的“转型设计”是指什么？
张凌浩：这也是我在全球CUMULUS会议的报告主题，记得那次分享后好几个国内外院校的专家都表示赞同，可见，这是一个面对全球问题的教育变革的共性思考。为此，我们在2016年提出“为转型而设计”的设计改革的同时，每年召开相关国际学术会议，聚集不同院校的改革实践者彼此分享启发。
所谓转型设计，其实主要是人才定位目标的变化，以适应新经济、新科技与新社会转型的挑战。而目标定位直接引领着设计类人才的全员性、全程性、全面性培养过程，至于具体的路径，我想每个学校有自身的特色、优势与积累，应该有不同的思考。我们思考的人才定位有几个关键词：适应未来行业领域，意味着面对新互联技术、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新时代社会转型的问题、机会与挑战，皆能理解、适应与胜任；设计领导者与新型设计师，意味着特定专业知识与跨领域能力兼具，特别是战略、系统与服务设计的思维与能力，来积极推动经济、环境、社会、科技等多领域内各种形式的改变；受尊重、有社会责任感的设计师，意味着设计能够影响世界，要聚焦社会问题，为可持续发展的、更美好的世界而积极设计。
这些关键词直接影响到教学体系、教学方式的建构，再深入谈，那就是要进一步强化和推动基于观察、研究与解决方案更为精密的流程的教学。同时，设计也在“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通过与广泛的专业领域的接触而被重新构建，教学即是一种为实际情境中的问题寻找设计解决方案的反思性训练。
《设计》：您曾经提到“文创并不简单就不是设计微章和玩偶，还可以体现在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请问您认为设计和城市发展的关系是怎样的？设计者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张凌浩：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展开来谈可以涉及很多方面。个人认为，现在各地都在发展文创，一个博物馆在研发，一个小镇在发展，一个城市也在提倡大力支持。在中国，很多时候一个命题是对的，但是绝对化了、到处都是，这就有问题了。对于文创，文化机构、产业、城市应有不同的思考、不同的使命、不同的发展方向。就城市而言，城市发展文创，并非仅是指发展文创旅游品，而是发展包括产品、旅游、文化等在内的综合性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化氛围，应该是以创意推动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
至于设计和城市发展的关系，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大家开始认识到，设计是城市创新发展的另一种驱动力，不同于科技、经济。今天发展在前列的城市，例如深圳、上海、杭州、苏州、广州等，无不具有类似的特质。设计产业的力量，对一个城市充满活力的服务经济业态、多元融合的城市文化生态、创新的社会创业生态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相关设计从业者若涉及城市文创或城市发展的相关产业，我建议应具有跨越产品、视觉等单一专业设计的视野与思维，对文创相关的价值链、产业经营都必须关注。而城市的管理者更加需要具有这方面的视野。
《设计》：新技术、新材料、新工具不断涌现，工业产品设计的方法发生了哪些变化和革新？教学方法是否也随时有所改变？
张凌浩：产品设计的方法应该说围绕品质、策略、价值、文化四个维度有了扩展，其设计方法自然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些在很多院校的教学分享中都有体现，简单来谈也说不清楚。正如前面所提，基于复杂性、新兴设计问题，教学训练中更多的倡导基于观察、研究与解决方案更为精密的设计流程应是主要的方向。具体来谈，教学方法或方式应该包括以下的重点：即如何进行深度而非一般的用户研究；如何结合数据进行各种分析、综合及提炼可执行的洞察；如何基于复杂环境下的问题，训练系统创新的能力与全局性的思维；以及如何在教学中提高设计、技术、管理、金融、跨行业协作的融合创新能力。
《设计》：2019年将是包豪斯百年纪念，请谈谈包豪斯对中国设计教育过往的影响以及对未来的影响。除了百年包豪斯，您认为还有哪些国家和地区的设计思想、设计方法论是值得中国去学习的。
张凌浩：应该说，包豪斯对中国设计教育过往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上世纪80年代引进的德国、日本设计教育体系及课程，就是直接受包豪斯的影响，可以说包豪斯影响了一个时代设计教育的观念、教学与设计。除此之外，很多国家的设计教育与研究在包豪斯之后发展出了自身特色的教育理念、设计思想及方法，各具特色，在这些年的国际交流合作中，国内各校的设计教育应该融合、借鉴不少。所以，2015年55年院庆的时候，我为此专门策划了一个“使命与桥梁——国际设计专家在中国（1979—2015）”，以回顾、整理和感谢包括英国彼得·汤姆逊、德国雷曼、日本朝仓直已、意大利曼奇尼、美国克雷格等一大批国家设计专家对中国设计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今年是包豪斯百年纪念，现在纪念包豪斯并非要继续学习其课程架构、设计作品及具体做法，而是要学习其适应变革精神，即如何面对新的生活世界需求，如何利用新的技术进行新的适应性设计，并努力建立面向新时代的新设计教育体系，并作相应的训练与实践。
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核心是挑战与回应，联系今天，即要不断地、深刻地、准确地分析时代的真正需求，并且在需求的节点上能够提供有效的满足和回应。满足这点，也就是把握了趋势。我想纪念包豪斯，应该也是大致如此。
《设计》：中国设计一直不断接收着来自东西方设计势力的影响，也在接受着他们价值体系的评判，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发展自己的评判体系？
张凌浩：价值评价体系东西方并非完全不同，需要重新去建构。东西方的设计同样都是用以满足解决用户的需求而进行的有品质的设计。西方的设计评价也在不断地扩展与发展，例如设计的价值评价从原来的经济、社会、环境进一步扩展到伦理的问题。因此，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并不存在，也没有另立一套的即时需要。但是，有所新的侧重是可以尝试的，例如从中国几千年文化与设计哲学发展而来的整体观，不以个人满足而是面向可持续世界等的一些观点应该在新的评价体系中加以强调。
至于如何发展，我想还是扎扎实实发展好自己的设计产业，掌握重要产业领域关键的设计技术，这些是建立评价体系的物质基础。同时，加强学科的基础研究，建构并发展相关理论体系，既扎根中国现实与传统，又兼容国际最新的设计前沿经验。此外，提升全民设计素养也是非常重要的。
《设计》：您对正在通过设计创业，以及从事设计工作的年轻人有怎样的建议和期许？
张凌浩：对于设计创业，我建议在校要打下扎实的设计专业知识与能力基础，可以尝试创业，或利用创业、从事设计工作来提升综合能力，但并非一定要真的放弃学校学习，投入到创业之中。至于对希望通过设计创业的年轻人，我建议要尽量多学跨学科的相关知识，例如了解商业和金融财务、团队协作与领导力、沟通与表达、项目管理等技能，这些目前普遍被认为是设计教育被期许的方向，也是未来科技创业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