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前WDO（世界设计组织）执委娄永琪教授，长期致力于社会创新和可持续设计的实践、教育和研究，并将至应用于城乡交互、教育和社区创新等领域。继2015年获得光华龙腾奖设计贡献金质奖章，2016年入选首届“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之后，娄永琪教授在2018年获得了光华龙腾奖“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设计40人特别奖”。
娄永琪教授直言，自己在2006年以前是个典型的“同济制造”——专业很强、务实低调、不喜束缚、不擅交往，他说，熟人都不相信他会成为一个活跃的“国际学者”，还把管理工作做得“还可以”。“推动我作出改变的一定是一种叫‘使命感’的东西；这即和这个时代有关系，也和内心的‘召唤’有关。”在娄永琪看来，大学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发生器和交互场，更是理想和信念的摇篮，引领社会发展的灯塔。2013年接任设计创意学院院长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学院拟了个院训——“为人生的意义和世界的未来而学习和创造（To Learn and Create, for a Meaningful Life and a Better World）”。正是这种信念，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杰出人才加入设计创意学院，推动这个学院不断在教学、研究、国际合作和社会服务方面不断创新。
《设计》：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的第41年，在这70年中，中国设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您能否谈一谈您对“中国设计”的理解。中国设计一直不断接受着来自东西方设计势力的影响，也在接受着他们价值体系的评判，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发展自己的评判体系？
娄永琪：首先我要申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中国设计”情节。纵观历史，中国强大的时候，往往都是心态开放，胸怀“天下”的。譬如盛唐气象，很大一部分就在于文化上的“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羌笛琵琶，胡服高髻，只要是好东西，都不妨持“拿来主义”的态度。后来这些“舶来品”居然都纷纷纳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之中，这一点看看我们现在的民乐团里的乐器就很清楚了。反而，什么时候特别强调“夷夏之辨”了，往往是自信不那么足，发展不那么好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和中国问题、中国情境、中国文化、中国价值、中国思路、中国做法、中国作为相关的设计都属于中国设计的范畴。所以要发展“中国设计”，我们设计人首先要深度去理解我们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只有用世界的眼光看我们自己，才能看得真切；其次必须用积极开放的心态，用好时代赋予我们的机会，应对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解决这个中国和世界的问题，“中国设计”是在众人无数的切实行动中逐步建构和显形的。
至于评价体系，我还是觉得应该采取开放的心态，比建立和发展一套“自己”的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提炼和总结中国智慧和中国做法中优秀和适用的部分，择其善者而用之，进而推而广之，与其他文化中的优秀者一起给这个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比“东风压倒西风”更为重要的是费孝通先生说的“各美其美，美人所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设计》：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现代设计教育体系，20多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国家政策的引领和制造业迅速发展的驱动下，高等艺术设计教育迅速扩张，到21世纪，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大国，您怎么看中国设计的发展和未来发展趋势？
娄永琪：设计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经世致用”之学，其发展与政治、科技、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紧密相关。“哪里有问题，哪里就需要设计”，但凡人们对美好生活有所向往，设计就有用武之地。往往技术变革、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时候，设计学科也会得到极大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设计的发展也是与积极参与重大的政治、科技、社会、经济、文化事件紧密相关的。设计的范畴、角色、价值、方法、工具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变化。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才能适应甚至引领时代的发展。
中国发展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应该更加开放、更加主动地成为“以设计思考人类未来发展”的思想和人才高地。从寻求自我认同，到担当全球责任，是中国设计未来发展的使命；同时，在这个全球知识网络时代，跨文化、跨学科的交流、学习、相互借鉴和协作，是又一个长期的主题。
《设计》：2019年将是包豪斯百年纪念，请结合同济的发展谈谈包豪斯对中国设计教育的影响以及对未来的影响。
娄永琪：我们纪念包豪斯，不是要把包豪斯奉上神坛，顶礼膜拜，而是要继承包豪斯的精神。包豪斯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已经成为过去，但包豪斯的精神是不朽的。包豪斯的全球影响，是产业革命、战后重建以及人才流动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当时格罗比乌斯、密斯、莫霍伊纳吉、拜耶等一批包豪斯干将进入美国大学任教，在那里高扬现代主义大旗，包豪斯可能也会和荷兰风格派、俄国结构主义一样，成为一个区域性的设计运动。
谈到包豪斯对中国设计的影响，同济大学是绕不过去的。同济是一个具有非常深厚包豪斯传统的学校，黄作燊教授是格罗比乌斯在哈佛的第一个中国学生，他在40年代把现代设计鼻祖“包豪斯学派”的思想成系统地带到了上海，同毕业于奥地利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的冯纪忠先生和毕业于德国达姆斯特大学的金经昌先生等人一起，在上海推行现代主义建筑和设计思想。2009年，同济大学基于原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艺术设计系”建立了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College of Design and Innovation, Tongji University），把“设计”与“创新”联系在了一起，就是适应时代变革，主动谋划学科发展的例子，我认为这正是包豪斯精神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具体表现。
《设计》：在2019年QS(Quacquarelli Symonds，英国教育及留学机构)发布的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居世界“艺术与设计”学科全球第14名。同济大学的设计学专业在2017年的教育部学科评估中获得A级评估结果，仅次于清华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央美院一起位列全国第三。学院能取得如此成绩，得益于怎样的顶层设计？
娄永琪：大学排名总会有人在做，但大学的发展不能只盯着排名，就好像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体检数据一样。10年前，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成立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未来的时代、未来的产业需要什么样的设计教育？这个新学院及其培养的人才必须思考如何满足中国经济转型和十几亿人民创造更美好生活的新需求，要思考这个世界将面临的新挑战。要实现这些目标，甚至走得更远，我们一开始就认为，要在中国情境下办一所世界最为顶尖的设计学院，就必须在一个全球的视野下思考学院定位，进行学科布局。大家一致认为“做驱动创新的设计，用设计来驱动创新”应该成为这个新学院的特征，这也是这个学院“College of Design and Innovation”这个名字的由来。学院的人才培养体系的架构、学科和专业方向的设置、课程体系的调整、师资的引进、国际合作等，无不是在这个学科定位指导下的产物。
除了战略之外，更加重要的是一种叫“使命感”的东西。这即和这个时代有关系，也和我们内心的“召唤”有关。2013年，我接任设计创意学院院长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学院拟了个院训——“为人生的意义和世界的未来而学习和创造（To Learn and Create, for a Meaningful Life and a Better World）”。我觉得，这个时代前所未有地需要重新认识大学的价值。大学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发生器和交互场，更是理想和信念的摇篮，引领社会发展的灯塔。正是这种信念，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杰出人才加入设计创意学院，推动这个学院不断在教学、研究、国际合作和社会服务方面不断创新。
《设计》：请您概括一下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和同济设计教育的特征。
娄永琪：今年正好是包豪斯成立100周年，也是设计创意学院成立10周年，同济的设计教育现在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特征，我用三个词来归纳：兼容并包、领异标新和知行相资。
首先是兼容并包。这是我们从老学院建筑城规学院继承来的。同济建筑城规学院一直被称为“八国联军”，说的就是学术生态的多元。现在我们这个学院在这方面更是做到了极致。这个学院学缘之广、文化之杂、学科之宽，应该说在中国大学里面是非常少见的。在同济，国际化已经不是一项专门工作，而是成为常态了。我们现在的研究生大概40%是外专业进来的，30%的研究生是外国人，20%的教师是外国人，他们在不同的学校接受过教育，来自10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持不同的学术观点，但都汇集到了上海，在同济从事设计教育。学院与Elsevier合作创办了自己的国际学报，学院教师在众多国际组织和学报任职，活跃在世界各种学术舞台，推动国际设计教育和学术的发展。从国际化初期的引进学习，到现在的引领输出，国际合作的重心和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二个词叫领异标新，是指这些不同背景的人不仅仅聚在一起，更要一起做些不一样的事情、做一些面向未来的事情、做一些开拓性的事情、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事实上，包豪斯在创办初期，也颇有几分“野狐禅”的意味，是游离在主流以外的。我一直强调同济的风格就是不居主流，不做权威，同济应该永远在学科的前沿和边界上工作，要主动思考怎样通过做原创性的实验，把设计学科的疆域往外推一推。例如我们2007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产品服务体系设计”专业，并创办中国第一个系统应用设计推动城乡交互的设计研究项目“设计丰收”；2009年成立“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2010年建立“同济大学中芬中心”跨学科平台；2013年建立中国第一个Fablab； 2014年推出DesignX，也就是“复杂社会技术系统设计”，并开始全面在大一第一学期普及“开源硬件与编程”；2015年建立中国大陆第一本英文设计学报《SheJi》，同时创办了第一所设计思维驱动的高中：同济黄浦设计创意中学；2017年与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并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智能与数据设计”专业等，都是这一思维的产物。
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是“知行相资”，这是王夫子说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不仅仅是说知识和行动的相互促进，这个“知”更是指良知。作为一个大学，你要知道有些责任是你应该去承担的，有些事情是你应该去做的。大家都在往城市里面跑的时候，我们扎到了农村；大家都在骂教育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做键盘侠，而是实打实地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全新的高中；大家都在讨论社区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社区是城市创新的一个机会而不是一个问题，于是又一头又扎到了社区里。当然，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方法论的指导，但在做的时候，我们逐渐明确了思路、发展了方法、开发了工具。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一个螺旋形的知识探究过程。设计师实际上是一个具有设计知识、技能、感觉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完全是有知识的人，知识分子是要去承担社会责任的。
《设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设计越来越需要跨学科的协作，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在教学实践方面是怎么做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具不断涌现，设计的方法发生了哪些变化和革新？教学方法是否也随时有所改变？
娄永琪：在现代社会，某类科学或工作领域、知识、方法被系统地组织起来，就变成了科目、专业或是学科，但现实世界的问题和挑战往往不是按照学科来组织的。当今世界的重大挑战，如联合国提出的十七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都需要多学科的深度协作方能应对。如何打破学科的隔阂，创造面向未来的新知识，培养创新人才，成为全世界大学努力的方向。
在众多创新人才培养理论中，“T型”模式是其中最具影响的。所谓“T型”创新人才，就是指能够结合以专业能力为主的垂直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职业能力，以及以整合为主的水平能力，这两种面向不同问题、在不同情境下选择性应用设计知识的能力的人才。2012年，我在“T型”模式基础上发展了一个“立体T型”的创新设计人才培养框架，并在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和同济大学中芬中心开展实践。2011年，同济大学中芬中心推出了面向全校开设的“设计思维”驱动的“跨学科创新创业辅修项目”，是国内较早的此类尝试。这个辅修项目共有19门课程，包括设计产品开发、设计战略、可持续设计、移动课堂等。
我担任过世界设计组织的执委，之前这个组织叫国际工业设计联合会。其实在英文情境中，industry 是产业的意思，现在的产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和产业相关的设计也自然应该作出相应变化。学院把学科定位在“面向产业转型和未来生活的智能可持续设计”，就是为了顺应时代的变革，前瞻未来发展。学院根据人才培养的新目标，大幅度调整了学院的设计基础教学环节。先后开设了“开源硬件与编程”“设计四秩序”“设计思维”等课程，为新一代的设计师培养全新的设计基础知识。学生跨情境应用知识的能力、用设计思维整合技术—创意—商业的能力、创造性地沟通和表达的能力、发现和重构问题的能力、数字设计的思维和能力、战略意识、系统观、同理心、领导力等都成为了重要的新能力。
《设计》：在前不久举办的“新时代设计教育与产业未来——国际设计教育高峰论坛暨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信息与交互设计专业委员会（IIDC）年会”上，您演讲的主题是“设计驱动的社区创新”，在您看来“设计驱动”和“社区创新”的最有结合方式是什么？比较成功的案例有哪些？
娄永琪：“设计驱动的社区创新”主要是指以“设计思维”来整合科技、创意、商业模式，创造和引领未来需求，通过满足和创造需求来倒逼技术应用、技术转化和技术发明，从而推动创新创业，催生新业态、新经济和新模式。由于社区接近问题、接近消费、接近需求，因此社区完全有可能成为通过“用户驱动的创新”，“自下而上”地聚焦“需求侧”改革“供给侧”的一个重要阵地。
问题、需求、知识和人才（包括产生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参与其中的人）的高度结合，是社区有别于其它创新生态系统的最大优势。因此，如果把社区当作一个活生生的协同创新（co-creation）实验室（用户驱动、DIY思维、参与式特征），开展面向需求的整合创意、技术、商业模式的创新，社区就可以成为一个地域持续创新的“发生器”。
2012年开始，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就主动和其所在的四平街道进行融合和互动。通过一个个的项目以及学院的一系列“开放化”“透明化”战略，逐渐把学院和社区之间有形和无形的“围墙”打开。2015年学院和杨浦区启动“四平-三创社区”计划和“四平空间创生”城市微更型项目；2015年，与上海玻璃博物馆合作，把学院玻璃工坊搬进了社区，并在此基础上共建了NoCC当代首饰与新文化中心；2017学院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edia Lab）合作，把一个位于阜新路的垃圾房改建成为“同济-麻省理工设计科学实验室（City Science Lab）”。与此同时，我推动在学院附近的一条不足200米的街道上建设了一个面向2035年生活方式的“原型实验室”群落——“NICE2035 未来生活原型街”。“原型街”是个集产品研发实验室、创新教育空间、实体原型店、众创中心、孵化器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四不像”复合空间。首批入驻的包括Sound Lab声音实验室、Neuni新材料实验室、Fab-O创客教育实验室、阿斯顿.马丁创意实验室、海尔共享厨房实验室等。一个“小而互联”的创新生态系统正在社区形成，其目标是为上海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引领科技转化的巨大体量的新经济。这个项目突破了把社区当作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末端进行考察的传统思路，重点考察社区如何和大学溢出的知识、人才等资源结合，成为城市创新的起点和源头。
《设计》：能谈谈您创办的那所“不以培养未来设计师为目的，只培养具有未来创新意识和设计思维的各行各业游戏规则重新定义者”的同济黄浦设计创意中学？其现状如何？
娄永琪：同济黄浦设计创意中学是“立体T型”创新设计人才培养框架在中学的延伸，也是在中国特殊教育背景下，由大学和教育主管部门协作，在教育创新领域作出的一个大胆尝试。“设计思维”是这所学校的最大特点。我们希望通过设计思维帮助学生跳出既有的边界和限制进行想象和思考，自主地探究知识。但这个中学并不像很多艺术学院预科或者附中一样，以培养未来设计专业的学生为主要人才培养目标。这所中学培养的是具有创新精神和设计思维的未来工程师、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企业家、产业工人、服务业从业人员等，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行业，他们都会主动地应用设计思维重新定义他们所从事的行业。
在这个中学里，我们希望培养的能力包括：创造能力，生活的能力，项目的能力，科学流程的能力，应用的能力，领导力，终身学习的能力等。同济黄浦设计创意中学一改以行政班为单位、以班主任为核心的传统模式，而是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教育出发点来设计教学体系和教学方式，其中PBL教学法是这个学校的特色。在同济黄浦设计创意中学，60%的课程是基于“科目”的教学，由黄浦区教育局安排的师资负责。而剩余的40%则采用PBL的模式，由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负责。这所学校的环境也和学校的理念一样新颖，同时这又是一所融入社区的学校，和周边社区充分开放和互动。
这是一个将中学教育内涵与创新能力培养深度融合的新尝试。在同济黄浦设计创意中学，我们希望帮助学生把知识的学习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结合在一起，以更好地应对这个时代复杂而又多元的挑战，同时发挥中学教育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作用。目前，这个中学已经进入了第二年的运营，教学体系正在逐步完善，设计思维的教学也正逐步通过赋能，由大学教师向中学教师转移。
《设计》：大约在2006底，您接受学校任命做艺术设计系的副主任，开始进行设计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您能否分享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
娄永琪：在一般人眼里，我现在是一个著名学院的掌门人，非常国际化，在多个国际设计组织、大学、国际期刊担任学术职务，被授过骑士勋章，甚至客串到其它学科，比如在计算机领域的顶级国际学术会议ACM SIGCHI去做个开幕主题演讲什么的。但其实2006年前，我是典型的“同济制造”——专业很强、务实低调、不喜束缚、不擅交往；2005年前我就设计建成了大概40万平方米的公共建筑；前几年，一个媒体推出了一个100个重要的中国现代建筑的专题，里面还有一个我的作品。
我喜欢中国文化，基本不说英语。我把英语称为“鸟语”，最不愿意在上面花时间。我的理由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一门外语上花这么多时间——这可能是那时我为数不多的“国际视野”。但从2006年开始，我的人生发生大转折，我开始全身心投入到设计教育和管理的工作中去。当时我的同学和老师，大抵都不会相信我会成为一个活跃的“国际学者”，更不会认为我可以，或是愿意去做管理工作，而且居然做得还可以。但是，人生就像一盒酒芯巧克力，谁知道下一颗是什么滋味呢!
我还记得芬兰赫尔辛基艺术设计大学校长的Sotamma教授和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老校长Tony Jones在参加完筹办“设计创意学院”的国际咨询会后，对我说：“这个世界不缺一个建筑师，但更缺乏设计教育的革新者，你应该去承担这个使命。”我很快就被说服了。我真的觉得扎根中国大地，把自己的学院做到世界一流，要比在任何一个已有的“高大上”平台上讨生活要有意义得多。推动我作出改变的一定是一种叫“使命感”的东西；这即和这个时代有关系，也和内心的“召唤”有关。当两者产生共鸣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必须为之投入自己的全部热情和精力！应该要感谢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做不同寻常事情的机会，而这些不同寻常的事情的合集，必然会造就一个新的不同寻常的时代。设计，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