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物
张铭 ，中国一汽研发总院造型设计院院长，鲁迅美术学院、吉林大学汽车学院特聘教授，第二届中国工业设计协会汽车产业分会理事长。2017年组建新红旗造型设计团队，创立了全新的红旗设计哲学、设计标准与设计基因，领导设计团队完成N701、L5、LS7、H9、E-HS9、新H5等全新红旗节能车，以及E001、E202、E007、E009等多款全新红旗纯电车，近7年时间里共计完成30余款量产与概念产品，确立了新红旗造型设计风格，完善了产品序列，有力地支持了红旗品牌完成跃迁式发展目标。2019年提出“新高尚美学”倡议，旨在着眼于当代艺术、现代设计、历史文脉与生活方式，打造独属于中国人的设计美学。为持续锐化品牌形象，还带领团队打造了红旗“新高尚美学艺术展”“红旗设计挑战赛”与“新高尚艺术与设计论坛”，极大地推动了红旗品牌的复兴与品牌引领，使“红旗设计”成为推动中国汽车设计向上、打造新时代“中国车”整体形象的主要力量。
观点提纯
“中国车要能够代表中国科技的高速发展，文化的自信自强，用设计的语言创新表达在产品上，让别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国车。而且需要所有中国品牌做出一些共性的东西，才会形成这样一种力量，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中国车来了！”
《设计》：结合您的教育背景、从业经历和2023年的中国汽车设计发展现状，请从您的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汽车设计发展历史做个简要的梳理。
张铭：我是89届进入吉林工业大学汽车专业学习，从业超过三十年，算是这个行业的老兵，有幸经历了这个行业工业设计的完整发展历史。从时间脉络上来说，早期中国汽车主要是从引进桑塔纳、捷达等进口车起步，以制造为主，那时我正在一汽大众负责设计，做一些“本地化的适应性设计”，就是根据法规要求、用户特殊需求等做一些局部的微调。2005年开始，根据中国用户专有色彩需求， CMF这个专业即颜色、材质、搭配等开始了迅速发展。一款设计完成的车，仅通过调整CMF设计，可以改变其整个市场定位，甚至还能提升溢价。当然，当时造型设计仍以德方设计总部为主导。
在中外合资的产品完全靠引进之后，迎来了我们的自主设计的时代。尽管当时有些设计在现在看起来不太尽如人意，但随着自主品牌的崛起，经历了从借鉴到创新，造型设计的作用逐渐从“市场辅助”转变为“品牌赋能”的地位，像一些国企如长安、广汽、上汽，以及一些自主品牌如吉利、奇瑞、比亚迪，都建立了不错的设计能力，这个阶段中国设计发展得非常快。
造型设计发展初期还有个现象，就是请外籍设计师来领导设计，当时吸引了众多“大咖”涌入这个行业。然而，现在国内设计团队大多数都是由本土培养的设计师来领导了。从上市的产品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设计能力是与世界接轨的，在某些方面，尤其在适应中国市场、满足用户品味和场景需求方面，我们已经超越了很多合资品牌或者进口车，并得到了用户的认可。
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中国汽车产销量连续15年位居全球第一，出口量创新高，已经超过500万辆，这种现象也说明国外用户对中国设计的认可和对中国汽车的接受。我还能感受到另一个趋势，像红旗品牌，它是一个豪华品牌，就不能只说用户满意或者用户能接受就好，它要承载国家的品牌形象和文化内涵，我们这几年一直致力于去打造“中国车”这个概念，目标及时让用户看了这个车之后就觉得这是来自中国的设计。“中国车”这个概念在我的脑中形成时间并不是很长，但确实是我们下一步要努力实现的一个理想。
红旗H9
《设计》：您认为何以代表中国车？如何做好一辆中国车？
张铭：中国车要能够代表中国科技的高速发展，文化的自信自强，用设计的语言创新表达在产品上，让别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国车。而且需要所有中国品牌做出一些共性的东西，才会形成这样一种力量，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中国车来了！
《设计》：如何看待上海车展国际同行关注中国汽车产品的现象？会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张铭：到现在快一年了，回顾去年的上海车展，我们作为设计从业者内心都还是挺激动的，尤其德国的三大巨头、世界各大品牌的许多专家、高管都到中国来看车展。外行看热闹，我们看什么？他们到展台之后的那种态度、眼光以及所花的时间和以前大不相同。以前欧洲设计整体是领先的，他们来都是抬着头的，看不见我们。现在不仅要看，还低着头观察、认真研究。我觉得从设计角度来说，去年上海车展是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里程碑，上海车展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车展，相比之下日内瓦车展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小的车展，去年的慕尼黑车展中国品牌影响力已经非常显著了。
《设计》：这种转折或者爆发，如果落实到具体的汽车设计上来说，可以概括出哪些特点？
张铭：去年上海车展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热闹，从设计角度来说就像春天的花园，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是一种令人欣喜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从行业角度讲是非常开心看到这种局面的。不过从设计师角度，经过冷静分析和研究，看到作为未来的高增长领域，智能化电动车设计的同质化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我甚至看到一些比较，有人把多款电动车放在一起，拿掉logo之后一起猜车。如何破除这种同质化？红旗在去年上海车展之后全面复盘总结，我们更加坚定自己选择的路线：设计差异化，用设计驱动品牌。设计不仅是辅助或赋能，设计更应成长为一种领导力，它能够驱动品牌长久地发展。这是红旗的设计战略中一直坚定的信念，我也希望整个汽车行业不仅仅是表面繁荣，滋养设计的土壤、气候的营造也非常重要，这样才能保证行业持续发展，而不是昙花一现，甚至拔苗助长。
《设计》：汽车设计在当下的汽车产业当中，经历了过去几年的发展之后，有没有一些显著的变化？设计师的地位有什么变化？
张铭：这个行业地位改变可能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我先说乐观的一方面，因为中国汽车现在都在做品牌，很多企业热衷于提“爆款”的概念，这就导致对设计师的需求很大，现在的设计团队动不动就500、800人，甚至还有千人团规模。对设计师能力要求很高，招各种大咖和名校学生，对整个行业肯定是有帮助的，起码好找工作，而且待遇也不差，我觉得是个好事情，但事情分两面看，背后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行业要持续发展，设计师能够有所作为，关键还是在于品牌理念。毕竟，设计才是推动品牌发展的核心力量。急功近利类型比如只要销量的市场驱动型，那就是消费者喜欢什么就设计什么，这对设计师来说挺难持续做下去的。按前两天百人论坛上有设计总监的说法，设计师正在被成本目标压榨，至于你的那些理想、想法，统统不考虑，用户要什么就设计什么。我认为这是非常初级阶段的模式，而更为成熟的企业已经开始关注品牌建设，要搞一些脸谱化的，用户能识别的东西，这样最起码设计师能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来展开工作，来不断托举这个品牌，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红旗H9设计师合影
《设计》：红旗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措施来应对这种情况？
张铭：其实每个企业所面临的规律都很像，作为设计总监就有责任去解这个题。从2017年我来到红旗领导这个设计团队开始，在跟集团领导制定设计战略的时候，就规划好我们的团队要做的两件事：一是专注于创意设计，就是为产品设计服务；另外要做设计品牌，就是把红旗设计打造成为一个品牌，要有自己的设计理论、学术研究，支持产品实践和探索，这也就是后来我们对外发布的红旗“新高尚美学”。
为了打造“新高尚美学”，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宗旨是设计要根植于中国文化，用产品来传播好中国文化。自1958年诞生之日起，红旗品牌就致力于从中国优秀文化中汲取养分，打造有文化内涵的高颜值产品。2017年之后，我们决定继续以文化为根基去做设计。但是，如果文化、艺术如果只当作标签往车上堆砌，并不好看，格调不高。所以我们设计了一条路线，在做产品设计的同时，扎根于文化这块肥沃的土壤。我们不仅与中央美院、鲁迅美院等高等学府合作，还与故宫、敦煌等文化机构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以求多维度深度学习，激发创新思维。同时，我们试图通过打造多元化的品牌活动，进一步深化“新高尚美学”理念并展示相关成果。自2019年以来，我们已成功举办了三届红旗新高尚美学艺术展，目前正在筹备第四届。
《设计》：请介绍一下一汽设计未来对文化、艺术对品牌理念的支撑的规划。
张铭：我们想用中国优秀的文化来赋能我们的工业设计，这是个长线过程，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切不可急功近利。前期投入非常关键，我们和故宫、敦煌的合作，经常去现场学习一到两周，请专家给我们授课，查阅各种资料，然后再坐在一起头脑风暴，激发灵感。与此同时，我们也以艺术车和高端定制版本等产品来展现成果转化，红旗的独特性在于其向上的空间很大，像我们在 H9+上做了故宫合作版——太和定制版，定价都比较高。车上采用的比如斗拱结构演化而来的格栅、三交六椀菱花图案以及上玄下赤的整车配色设计，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完美继承和创新呈现。
文化表达是隐性的，如何让一件工业产品表达出文化的调性？为此，我们运用了另一种重要资源——非遗工艺。在红旗汽车中，我们应用历史最悠久、最佳的非遗工艺——大漆。大漆应用源远流长，将任何物品涂上大漆后，岁月流转千年仍然可以保持完好，使得它具备了千年传承的艺术品特性。然而，传统大漆主要作为工艺制品，缺乏艺术属性，因此我们邀请国家画院的王艺老师担任红旗设计的艺术顾问，他根据选定的主题进行艺术创作，接着由大漆大师将之转化为大漆作品，最后装配到汽车上。除了大漆，我们合作的非遗工艺还涵盖了粤绣、云锦、细木镶嵌、掐丝珐琅等。这些中国人熟知的殿堂级的非遗技艺放在车里，可自然唤起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联想。艺术家无不希望自己的表达能够被观者所感知，当这种显性的表达激发了观者潜意识中的艺术感知力，产生一种无法言说的共鸣，这就是一个共创的过程。可以说红旗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汽车设计流程，在文化、艺术、设计三者之间构筑起桥梁，我常说我们所打造的车，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工业品，而是一个行走的艺术品，一个文化创新产品。
目前我们与文化机构的合作才刚刚起步，完成了太和版和敦煌版，还为上海车展专门做了一款白玉兰版，看到用户赞叹和欣赏的表情我们很开心，但还是要保持冷静，我深知这条路还很长，但中国汽车产业已经往这样的路上走，我希望打造出中国车的独特形象。
LS7合影
《设计》：红旗做的活化优秀传统文化活化非常成功，作为中国人的国民车，红旗和欧美的国民车不太一样，是国家形象的一个重要建构内容。红旗有自己的汽车文化历史，包括产业文化的历史和设计文化的历史，现在的红旗设计对历史的传承是如何设想的？
张铭：这其实是红旗设计人不能回避的话题。红旗有一段众所周知的显赫历史，第一辆车叫“东风金龙”，是共和国领导的第一辆国产车座驾。这段历史是财富，但若我们做不好也是包袱。传承必须是活化的，再好的主题，再好的材料，再好的文化，如果不以当代的设计来表达，年轻人不会喜欢。所以难就难在，用当代的手法表达传统的优秀文化、艺术和美学。
我们的设计有两条线，用当代手法表达，即所谓的“外部时间线”，其中最重要的是考虑语境问题，即当下的语境是什么，不能拿老古董让年轻人去评判。这里面还包括技术、潮流，红旗品牌再有定力，也不可能不受潮流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会对标，而且领导也会提出来，对标看看哪个卖得好。另一方面注重内在的“内部时间线”，是我们内部迭代进化的过程，对红旗来说，这点比任何一个品牌都要重要，因为其他品牌尤其新品牌是没有这条线的。在设计过程中，我们不能失去自我，会做一个长期的设计策略的考量，追踪它的演变，区隔它的品系。红旗的车型低至10多万，高至1000多万，都用同一个logo——“红旗”，全世界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品牌，对于我们设计师来说难度是非常大的。
在设计的把控上，高端的像H9以上的车型，我们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够传承红旗的稳重调性，也有比较擅长的表达方式，尤其前面说的那几个高定版本，非常红旗。低端车型比如燃油车H5系列，价格在20万上下，外观有一张非常标志性的前脸，车内的布局也是中正端庄的感觉，这一看就是红旗，大家也非常认可，即便是低端一点的车型，色彩搭配上我们也不会去迎合市场流行，红旗从不做快消品，我们考量的更多是用户的感知、行为和情感。红旗设计理念叫“尚·致·意”，听起来抽象，实则对应着设计心理学的三个层面，“尚”指高雅风尚，“致”是极致体验，“意”是情感共鸣，这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就像恋人从一见钟情，到两情相悦，再到灵魂伴侣。红旗车当然也要追求销量，提升市场占有率，但我希望每一款红旗车它不只是一个出行的交通工具，更是陪伴用户一生的灵魂伴侣。
艺术家合影
《设计》：红旗背负着对文化、历史传承的使命，在让年轻人接受红旗品牌方面都做了哪些尝试？
张铭：这个还挺难的，一提到红旗就会想到这是父辈的车。如何让年轻人重新认识红旗品牌，喜欢红旗品牌，又不是失去红旗本色，这个课题非常有难度，一直困扰着我们设计团队。因为红旗车系跨度很大，所面对的用户群体差异也很大，要用一个方案去解决所有问题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未来的解决路径一定是多方案的。
红旗新能源的首款战略车型——EH7日前正式发布，“红旗新能源”这几个字放电动车后方，其实就是希望大家把它当作一个新的品牌。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经历了很多内部讨论的结果，可能还不是特别完美，但我也听到一些朋友的反馈，认为很漂亮，尤其是敦煌系的色彩让大家耳目一新，既时尚年轻，有蕴含底蕴。我们不希望大家一提到红旗，就是中年人的车，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红旗品牌。
《设计》：红旗品牌和红旗设计曾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历史时期，当前的红旗设计经历了全新的迭代，堪称红旗设计的复兴。曾经的波折对于今日之红旗设计来说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张铭：我进入红旗设计团队是2017年，前面很长一段合资合作时代的历史是漫长且痛苦的，做了很多探索，总体来说都不是很成功。红旗H7是一个划时代产品，用户和领导都很认可，是真正新红旗的第一款车。
2017年随着徐留平董事长推行改革，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红旗焕发了生机，代表产品H9、E-HS9两款车，它们代表了全新一代的红旗，既有经典传承更有焕新的家族化设计，像直瀑式格栅、贯通式车标等，相对H7来说调性更红旗了一些——回归到红旗最精髓的东西——大气、庄重、典雅，并用当代设计语言重新表达。
内饰油泥造型评审
《设计》：您的从业经历跨越了合资企业和红旗这样的超级自主品牌，以您的视角会怎么梳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汽车设计的发展的历史？
张铭：我在这个行业干了快30年，经历了中国汽车工业从引进、模仿、学习到自主到崛起的全过程，所以说我们这代汽车人其实还挺幸福的。如果把这个历史轴线放到造型设计行业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一开始就是学习引进车型，那时候合资公司做了巨大的贡献，现在汽车造型设计好多设计总监都是从合资公司出来的，我们向我们的西方老师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到红旗之后，整个体系建设得非常快，就是把我以前所在的系统进行了适应性调整加应用。从学习阶段进入自主研发阶段之后，开始有自信心做自己的设计，这是第二个阶段，整个中国汽车行业，合资品牌和自主品牌全流程的设计能力完全建立起来了。从做得不太好到做得还可以到做得很好。
我觉得未来还要让中国车走向世界，让大家看到中国车来了，就像几十年前我们看到德国车、日本车、美国车各有特色。德国车，工业严谨，功能化强，可靠又耐用；日本车把美学文化和车完美结合；北欧车，非常人文，非常生活，唤醒了人内心回归自然、回归家庭的心声。那么我们的产品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设计行业面临着巨大挑战，要把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随着产品推出去。所以从去年开始，我对红旗车有新的定义，我希望红旗车是一个行走的文创产品。
工作场景1
工作场景2
《设计》：您所说的“红旗车希望做成行走的文化创意产品”在设计实践中是如何落实体现的？在严酷的竞争大环境下，“文创产品”的定位将如何助红旗“攻城略地”？
张铭：关于如何把红旗打造成一个文化产业，我分享几点。我们把中国文化艺术中很多精髓的东西用在红旗上，用显性的比如说非遗工艺来表达，这是价值较高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用高端的百万级以上的车做了很多实验。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可以看到用L5做的一款艺术车，是千万级的艺术品。但是这样的产品离老百姓比较远，如何让我们国内外的普通用户也感受到中国文化在车上的表达？以红旗H9为例，从H9开始大家就觉得它很红旗，实际关键点是比例。红旗车的前脸比是:1，这个比例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比例，比如如故宫从平面布局到所有建筑的正面、侧面都采用的主要比例。宋人李诫创作的建筑学著作《营造法式》中有一张“圆方、方圆图”，一个正方形的边长和它外接圆的直径，或者它对角线的比是1：√2。第二是红旗的贯通式旗标，我们用的中轴线的概念，H9独有的豪华气魄也是由它的中轴贯穿而成。中轴线作为中国国都城市的文明标志和历史文化象征，有着悠久的城市历史渊源。《中国建筑史》把中国古代大建筑群平面中统率全局的轴线称为“中轴线”，并且指出“世界各国唯独我国对此最强调，成就也最突出”。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证明，在中国古都城市规划建设史上，最早的轴线理念和最早的城市几乎是同时出现的，东周时期的《周礼·考工记》中就记载了中轴线产生的初级阶段。
色彩上，现在红旗全系的色彩都用中国文化去表达。从色彩的灵感来源、名称、意境的表达，如诗如画，充满意境。北京车展即将亮相的一款车，外观色彩叫桃“蹊”蝶舞。这个命名思路部分来自中国古代丝绸之路，自魏晋十六国乱世开始，为避中原战乱，世家大族纷纷西迁陇右、河西，推动了河西走廊的发展，史书记载，当时甘肃河西地区文人学者数及其学术水平，可同中原内地比肩，可见当时的河西走廊对西迁的人来说就是一个“桃花源”。在北魏统一北方以后，大批凉州人口被迁入中原，这一措施使汉文化又流回中原，不管是对北魏、北周还是日后的隋唐的制度建设都起到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选择这个颜色，意在象征“桃花源”般的优雅与宁静，同时也希望传递一种人文理念。这种无形的表达，能够深深地打动用户，慢慢体悟的过程就会让用户爱上这个品牌的表达方式。
《设计》：2023年中国汽车设计初步引起了全球关注，“出海”成为行业热词，红旗成功地融合了传统中国文化，未来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红旗对海外市场的开拓有怎样的设想和战略？
张铭：红旗在国内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但在海外市场，复制这些经验并不一定行得通，因为所有的环境都变了，尤其是文化环境变了。我之所以做艺术展，正是与此有关。艺术展是一种对话，观者与艺术创作者的对话，这种对话有时候是非常抽象的。中国产品以怎样的姿态走出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别人怎么看待这个品牌和你国家的文化。“冲击”往往会带来冲突，“对话”则会找到共识。
那怎么去对话？我选了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被誉为古代丝绸路明珠，世界四大文化体系汇流之地——敦煌。季羡林先生曾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罗马）、伊斯兰（波斯），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一千年的文化艺术史活生生放在眼前，里面有很多民族的记忆，体现在敦煌的建筑、雕塑、壁画中。若深入研究和挖掘敦煌文化，并巧妙地运用到现代设计中，或许可以找到与西方特别是欧洲进行对话的途径。
红旗L5创作过程
《设计》：红旗品牌自身有很多的寓意，它的“出海”注定与一般的自主品牌不同，除了以上谈到的文化角度，产品设计上您还做了哪些思考？
张铭：产品出口海外需要先跟用户对话交流，捕捉市场脉搏，然后发现契机。从2018年开始，我们在慕尼黑组建了前瞻设计中心，为我们输送前瞻趋势研究成果。这个设计中心相当于一个前沿基地，把中国和欧洲连接起来。设计中心招的设计师来自全球，欧美日韩都有，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环境。过去几年，我们得到了大量宝贵的基础信息支持，为精准把握国际市场动态奠定了坚实基础。
欧洲作为汽车工业的发源地，当地也很怕外来的文化侵入，怕我们去“卷”他。所以入乡随俗，我们的设计不仅要展现出红旗品牌的独特魅力，更要尊重并融入当地文化，满足本土消费者的需求。比如说欧洲人喜欢小型车，连街头的车位都特别小。当然这不仅是我们设计部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要做整个战略的考量。我们有专门管理出口的部门，还需要考量当地的技术、安全、环保、法律法规等指标。但在我看来，品牌“出海”不仅仅是产品的输出，更是品牌形象的塑造与品牌价值的传播，给国外消费者一个买中国车、买红旗车的理由，与他们产生深度的共鸣，是非常重要的。
品牌有两个概念，红旗品牌是一个大概念，红旗设计是个子品牌，所以我们积极开展各类活动，比如艺术展，就是要搭建有效的沟通桥梁，赋予海外消费者选择红旗、信赖红旗的充分理由。设计，作为品牌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品牌出海的过程中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
外观车头立标
外观车头机盖涂装
《设计》：在当下的汽车领域，设计和品牌的交融越来越深，回到设计研究的领域展开探讨的话，中国的汽车设计发展到今天，汽车设计和品牌之间的是怎样的关系？
张铭： 造型设计在汽车行业的发展分三个阶段，从市场驱动到技术驱动，从用户想要什么就设计什么到展现品牌独特的个性语言，设计的地位在逐渐提高，但这都不是终点，终点是BDD——设计驱动型品牌（Brand Driven by Design），把设计作为一种领导力，不光设计产品，还设计整个品牌战略，以自己的专业洞察力，为企业提出具有商业价值的问题解决思路，打通之后工作起来就会更加顺畅。
红旗在这方面的上层设计考量是非常完善的，品牌与设计合作紧密，集团领导一直给我很大支持，在造型设计院这样一个专业设计机构，每年都有很多费用去做品牌性质的活动，比如说设计大赛、艺术展、美学论坛，并开展外部合作，包括跟央美、武汉理工、上海交大等高校，以及和敦煌、故宫、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机构的合作，这些费用都是给我们造型院来做，是其他品牌的设计部门所不及的。
《设计》：请从产业的角度谈谈中国汽车设计教育的发展、问题与挑战。
张铭：当下汽车行业蓬勃发展，尤其出口带来的增量，给汽车设计专业的学生带来了很多的就业机会，甚至可以像甲方一样千挑万选，我们企业成了乙方。过去几年，我们跟教育界的合作，最密切的是通过设计大赛的方式。我们每年都办一次设计大赛，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展示自己的平台，我们也会联合内外部资源帮助大家开阔视野，提升专业能力。现在院里有一二十个优秀的设计师，都是通过大赛选出来的，有一部分已经上升到比较高的职位了。
同时我们也在思考，如何利用汽车产业丰富的资源去协助教育产业的老师和院校优化教育体系。通过与几个学校合作之后，我们发现教育与产业之间的联系还不够密切。但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教育是多方位的，不能急功近利，不是培养工具人才，只追求短期效益，而应注重培养学生的个性，挖掘学生的潜能。技能可以训练，个性需要培养，天赋难能可贵。所以我们与院校的合作从不“指手画脚”，而是提供必要的支持，例如，我们为合作学校派遣设计师和高级模型师为学生授课，建立更紧密地合作之后，传播专业知识就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义务。很多设计师回到母校，给师弟师妹们讲课，帮助非常大，因为都是宝贵的实战经验、技术诀窍，让学生在校期间帮助就了解未来实际工作中的需求，以及需要掌握哪些能力，很实用。见识永远在知识前面，要去激发学生的内驱力，拉力永远比推力重要，为了考高分，那是推力，拉力是有一种梦想，促使着你去实现。在年轻时代，能够与一个很好的品牌产生链接，这是很好的机会，加上中国品牌这么好的发展前景，如果能够加入这个行业，将有机会与众多设计师一起创作出优秀的经典作品，成为伟大的设计师。这是我们几十年前的梦想，现在借着国运和行业的时势正在实现，但是这种借势，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内饰门板大漆
方向盘特写
《设计》：您带领团队针对设计方向做了哪些探索？红旗设计部门未来有怎样的布局和规划？
张铭：作为设计领导这个角色，我们排完工作计划，有了设计方向，设计师们就去干活了，那这个时候领导干什么呢？去探路。作为领导者，我始终认为一定要走在前面，去寻找方向，寻找新的道路。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另外一个观点是，考虑任何事情要有多维的视角，体系化地思考。把一个点做好，那是工匠。而随着我们所处行业的不断拓展，涉及到方方面面，是一个大的立体，作为领导，要有全局的战略思想，也要在时间维度上有一些考量。
当领导其实有时候最辛苦的就是去想这些事情。红旗设计布局维度很多，有很多路别人已经占了，不要去走，走不通，拿自己弱项去拼人家的强项是不行的。红旗品牌的定位不允许我去走那些路线，那就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路线。刚才我说红旗把设计做好，做到极致，做出美的设计，在本能层面让用户一见钟情、一见倾心，这是远远不够的。就像乔布斯说的，光有技术是不够的，技术是冷的，一定要有温度。如何表达温度？我刚才说了我们在产品设计上的不懈努力与追求，加上我们的“新高尚美学”学术线，从中国优秀文化中汲取养分，打造富有文化内涵的高颜值产品，这个是知识上的布局；还有地理上的布局，我们有慕尼黑前瞻中心，已经有了很多成绩，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在国外布局。国内除了长春总部，北京也有一个前瞻设计部。中国幅员辽阔，人才在哪里，你的设计中心就在哪里，这个显而易见。红旗在湾区的研究院也已经在深圳挂牌了，正在招兵买马。
《设计》：介绍一下一汽研发总院造型设计院的整体情况。
张铭：据我了解，我们的规模相对相比友商们还是太小了。红旗造型设计院是在中国一汽研发总院下面的单位，现在大约是220人，已形成长春、北京、慕尼黑 “两国三地”的造型布局。长春总部可以完成全流程的设计工作；北京的前瞻设计中心以创意设计和设计研究为主，但专业很全，外饰、内饰、色彩、数据都有涉及；慕尼黑也是“小而全”，20多个人，但可以完整地做项目，目前已经有了一些“中西合璧”的成果。
《设计》：Cybertruck对于您而言，是一种什么样的设计？它对汽车设计和汽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它的造型风格、材料应用和设计逻辑是否会开辟新的汽车进化路线？
张铭：Cybertruck算是一个现象级的设计，我想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说。
汽车产业里有很多品牌，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个性的，表达品牌理念或者价值观肯定是有差异的。特斯拉从品牌确立之初就确定了它的个性是“颠覆式创新”。特斯拉的Model3图片刚曝光的时候，就有设计师说，怎么油泥模型跑出来了？但看去年的上海车展，雷同的车型很多，外观造型抛开不说，布局、架构看起来都很相似。所以我觉得，从品牌个性来说，Cybertruck也只有特斯拉做出来，才能获得市场的这种反应。
开玩笑说，假设Cybertruck这个车我买得起，我很想买一辆，虽然不一定适合我，但是内心总是有点儿反叛的心态，年轻时没反抗，现在岁数大了反抗一下。它就是能满足很多人的梦想，一定会深受大家喜欢，这是品牌个性维度。从生态维度来说，全球这么多汽车厂在一起竞争，同质化竞争一定会就非常“卷”，设计也会非常“卷”，“卷”到最后设计师压力很大，连设计领导们也迷失方向了，你不可能不受影响，所以特斯拉品牌的出现，就是你们做你们的，我做我的。这是第二个维度。
第三个维度是艺术的维度。有一个艺术评论家叫巫鸿，现在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他写了很多书，有一套书的名字叫《关键在于实验》。对于新物种，如果有“关键在于实验”这种理念的话，你会非常欢迎一些新东西出现，不管它是引领者也好，还是搅局者也好，它的出现给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不要判断它，要去拥抱它，否则一潭死水就更容易“卷”了。
所以从这几个维度分析，我对Cybertruck是持正向的态度，甚至有机会我想尝试一下。
作为红旗品牌来说，面对这种新物种，这种颠覆式创新，因为红旗品牌的价值观，我们是不会冲在最前面盲目求“新”的。不光红旗有这个特性，面对变革很多大企业都不会迅速做出反应，都是在危机来临之前进行调整。这种策略的优势在于，体系实力雄厚，具有后发优势。你先做创新，做成熟了，我买专利买技术，然后批量生产，成本控制、质量控制等各方面我有优势，后发优势经常会成功。包括奔驰电动车项目，其实不是不做了，应该叫“缓一缓”，因为目前难以实现盈利。我相信中国很多品牌现在“踩刹车”，正是为了等待商业模式更加成熟，寻找更好的机会，然后迅速发展。我们有这种积淀，这种能力，这种自信，当Cybertruck这种新物种出现，红旗肯定是很关注的，我们也会研究学习它的思想，做好准备，可以随时进入这个领域。
《设计》：AIGC对汽车设计有什么样的影响？按照这个迭代趋势，汽车设计会怎样变化，汽车设计师还会继续存在吗？
张铭：我这个年龄的总监对这种新技术通常是比较迟钝一些，但我们也很早就关注到这项趋势。在红旗品牌的AIGC技术应用上，我既有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
积极的一面是，这个技术一出来我们就有行动。我们用的是Stable diffusion ，它是需要“喂养”的，我们也投入很多精力去“喂养”它，以至于现在的应用阶段已经越来越成熟了，这是我们积极实践的一面。但是从品牌角度来说，红旗品牌跟其他品牌相比更偏传统，具有较浓厚的中国特色，这个品牌所承载的价值与深度、文化与美学，AIGC技术还做不到。人工智能技术是算法，而不是模拟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大脑是靠神经元的链接，感性思考和抽象思维都非常强，所以到现在为止AIGC技术在行业里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能在发散阶段快速提供丰富方案，然后我们从中挑选，最后把它变成符合品牌调性、品牌理念的作品还是要靠设计师。同时，我个人认为，AIGC对设计产生了一定冲击，我个人略微有点儿担心，但是面对未来的可能性，还是要保持开放心态。
《设计》：有业内人士称2024年将是车市最“卷”的一年，是中国汽车品牌进入“血海”竞争的第一年，也是淘汰赛的第一年。一边是国产造车新势力借助新设计、新科技、新服务、新营销，迎来前所未有的成长速度，一边是老玩家停工停产，全球车企的战略定位在发生剧烈变化。这对于汽车设计而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汽车设计如何兼顾生存和远方？一汽对2024的市场是怎样的分析和应对？
张铭：“卷”这个词肯定是年度关键词，对于设计行业说我们是间接地“被卷”。市场竞争的白热化直接影响到研发，影响到设计。作为设计领导来说，怎么能避免“被卷”和随之而来的焦虑感？我认为，一定要战略定位清晰，按自己的方向走。不管市场有多少个品牌，多少款产品，我们要找到自己的立足点，与我们的用户建立情感链接，培养品牌忠诚度与喜爱度，这样才有可能不被“卷”进去。对于红旗品牌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品牌，一个豪华品牌、高端品牌、民族品牌。我们的用户在哪里？怎么与我们的用户建立联系？考验的是我们企业的品牌建设能力。中国市场很大，将近3,000万的量，我们产量比例不是很大，而且我们有很清晰的自己的道路，所以我个人认为红旗品牌是有机会不“卷”的。
《设计》：2024年的北京车展上红旗将有哪些动作？
张铭：2023年的上海车展是一个里程碑，代表整个行业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在电动化、智能化汽车领域已经不是一个冲击者，而是一个领先者。2024年我觉得更是充满想象力。北京车展我们准备了十几款新产品，金葵花产品有5款，会有一个非常重磅的丝路主题艺术车，是和我们的艺术顾问、中国国家画院王艺老师共同创作的，还有金葵花概念车，我们希望以电动跑车的形式，把金葵花的语言年轻化，传递给更多年轻用户。新能源产品会有8款，尤其有几款重磅车，内部代号E007、E009、E702，表达出红旗品牌向新能源赛道宣布：我们来了。现在已经面世的EH7，是我们第一款全新电动车，过程很波折，也很纠结，有一些东西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再继续优化。后续这两款车E007和E009，是在非常顺滑的流程和评审状态下完成的车型，我们内部非常满意，还有一款更大型一点儿的车E702，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交卷时刻，我期待着新一年车展的盛况，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红旗展台打卡、品鉴，给我们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
《设计》：如果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概括2023年的中国汽车设计，会是什么？
张铭：2023年的中国汽车设计，我想用两个维度表达。第一个维度就是像春天的花园一样百花齐放，第二个维度就是没有最“卷”，只有更“卷”，大家都很辛苦。
《设计》采访现场
《设计》：请您给从事或爱好汽车设计的青年设计师一些寄语。
张铭：当下的中国汽车行业为设计师展示才华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是一片充满激情与梦想的热土，而且前人已经为这天的到来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等30年、50年后回看现在，很多经典的产品正是在这块热土上诞生，也许未来很多学校的教材会以我们这个时代中国设计师的作品作为典范，来讲解什么是好的设计。此外，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我们的汽车必将成为文化传播的先锋，把中国的文化通过我们的汽车产品传播到全世界，这对国家形象的建立具有重大价值。我们的硬实力已经不容置疑，但软实力的增强同样不可忽视。讲好中国故事，这个目标与这个行业看似不相关，但其实关联非常大。把汽车作为文化的载体输出出去，对国家的贡献将超乎想象。希望更多愿意做设计的年轻人、有梦想的年轻人投入这个行业，更衷心希望大家关注红旗，加入红旗造型设计院，这个地方确实会让你梦想成真，让理想飞扬。
《设计》：今年两会上关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指示强调了这一目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请您从汽车行业实践的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张铭：我个人粗浅的理解是，对于国家经济结构来说，一直在调整，各个省份之间的结构。这里面观察到一个现象，国家的资源投入要讲两个维度，一个是效率，一个是公平。在不同时期会采取不同策略，前些年讲公平比较多一些，像西部发展、东北振兴，扶贫投入等。我们中国有这种社会责任，一定要讲效率公平，做很多努力。这次两会我看到一点，关于效率，比如西部的工业土地使用权可以交易到东部去，这样的投入产出比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东部产销高，可以反过来支援西部，然后把产业集中，这样更有效率。从汽车设计行业来说，制造可能是低附加值的，设计永远是高附加值，像苹果是没有工厂的。一个国家如果创造产值所占的GDP份额越来越高，必然走向金字塔顶端。北京作为“设计之都”，去年设计创造的产值占整个中国设计行业的1/5,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