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专访|侯晓蕾 :“从微花园到广田园”用乡村公共空间环境设计搭建物质空间与精神内涵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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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李叶

受访者:侯晓蕾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侯晓蕾,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授、研究生部主任,博士生导师,担任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学术委员会专家委员、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城市共创中心副主任、北京市街区治理与责任规划师工作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事、中国建筑学会园林景观分会理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景观学与美丽中国建设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建设文化艺术协会公共艺术委员会委员、全国艺术科学基金评审专家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与社区营造、街区更新和社区更新、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乡村景观保护与更新等。主持或参与包括国家社科艺术学基金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多项,主持景观项目获得国际Ifla亚太区景观分析与规划专业组竞赛杰出奖和卓越奖,参与景观项目获得国际ASLA景观荣誉奖。

《设计》:您是从何时开始关注及实践传统村落的保护与乡村空间创新的?

侯晓蕾:我最早关注乡村领域的研究是在大概1415年前。2009年,也就是我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书的第二年,我随教学团队带大二同学下乡进行建筑测绘实习,基地是皖南的西递村和宏村,以及周边的古村落群。那是我头一回深入接触到中国的传统村落,接触到乡村的自然环境、聚落空间以及那里的风土人情。皖南古村落八山一水一分田,具有天人合一的地域背景和文化传统。从村落外围山水环境,到水口,再到村落内部环境,人在自然环境中的和谐营建创造了高度和谐的人居环境。我被中国乡村的这种生态环境美学的智慧所深深打动。基于自皖南村落起始的对于传统村落的兴趣,我开始进行更多的村落调研,遍及南北方的典型乡村。2012年,在之前对乡村的思考的基础上,我申请了一个科研课题,课题的名称为《中国新乡土景观设计》,通过四年的课题研究,我对中国的乡村全貌有了更加全面和更进一步的理解,开始系统思考景观和艺术设计对于乡村的影响和作用,以及环境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此同时,十八大会议期间提出了美丽中国的愿景,乡村建设成为实现美丽中国愿景的重要内容。习总书记提出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申明乡村建设的重要性。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2013年)中也要求:乡村建设工作中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和文化建设齐头并进,主要内容包括美丽乡村、人居环境和传统村落三大板块。之后在国内兴起了大批美丽乡村和人居环境提升项目,传统村落登记保护制度也开始落实,逐步在国内形成大批更新示范村落并挖掘保护了大量的传统村落。十九大期间,国家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生态宜居和乡村综合治理体系成为重要工作内容。十九大期间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乡村综合治理体系有效提升。二十大强调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求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同时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从政策引导能看出未来的乡村建设工作方向所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乡村是中国最广泛存在的传统居住单元,不仅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形载体,也是助力实现新发展格局的潜力空间。因此,如何重塑兼有文化底蕴和现代文明的和美乡村,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去持续探索、推动和实现。

《设计》:您认为开展乡村建设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开展工作的基础是什么?应当掌握怎样的方法和路径?

侯晓蕾:我认为,乡村建设的基本逻辑,在于如何重构乡村的秩序。这个秩序包括内在秩序和外在秩序两个方面。内在秩序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治理体系等方面,外在秩序体现在物质空间和乡村环境风貌等方面。基于乡村的产业现状和生活方式,通过活化利用的方式将村庄中广泛存在的历史、文化、民居、古建、公共空间及人的资源等方面进行更新整合,让这些乡村元素在当前这个时代中找到立足点和发展方向。乡村建设正处于从建设营造的基本逻辑转变中。乡村营造正从以往的自上而下的更新方式,逐步过渡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这也正引出了乡村建设工作的核心基础要素,就是要发起公众参与的营造治理模式。乡村营造工作的中心是村民,开展工作的基础也是充分的公众参与和村民自治。只有广泛拉动村民参与到乡村营造的过程中,才能实现最根本、最广大、最深入人心的建设方式。以往乡村更新建设是基层政府引导下的工作,具有专业性强、建设力度大、居民参与程度低等特点,但是我认为,在乡村这样一个具有小微尺度、血缘化特征组成场域来说,往往更重要的是联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更容易、更适合发起公众参与。而如何掌握正确的公众参与方法路径,就成为实现乡村营造的关键。乡村建设需要全过程参与,共同缔造的理念目前已经进入乡村营造实践,这也是我带领团队在乡村建设实践工作中始终坚持的原则。

我介入乡建工作的切入点通常是从乡村公共空间的物质环境开始的,同时融入全过程的公众参与。从微花园到广田园,我始终认为乡村的环境建设是一个起点,通过环境空间能够搭建物质空间与精神内涵之间的联系。我认为实践的方法路径具有宏观目标和微观治理两个方面,宏观目标与国家政策对标,重在掌握规划编制与落地、政策顶层设计等。微观治理体系体现在搭建多元平台,探索人才引进路径、村民参与建设、创新实践和共同缔造探索路径等。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建立一套适用于环境营造的公众参与机制,将共同缔造的路径和方法贯穿始终。

《设计》:您做了很多城市微更新项目,您认为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在目的、方法等方面有哪些连接?

侯晓蕾: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的共同服务对象都是人,人作为主体,其终极目标都是为了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关注了人,理解了人,就一定能够把握好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的本质。当然,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有着不同的空间环境和生活方式,也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地理区位,这些都造成了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项目的差异所在。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都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国家战略,两者都是要解决保护与更新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土地综合整治,提升土地利用效能,提升空间环境质量。从微更新的角度下出发,两者的目标和方法则并不完全相同,首先从公众参与来看,城市更新更多在于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形成社区主人翁的责任意识,乡村项目重在引导居民为村庄的发展建言献策并深度参与到村庄的长期发展建设中。从空间尺度而言,城市微更新项目与乡村振兴项目的体量和尺度有所差异,涉及的空间要素和人员要素占比不同,更新方法要按照空间尺度和空间性质来制定。再从更新方向来说,城市微更新主要集中于环境提升、公服提升、基层治理三大模块,乡村振兴微更新的过程中在关注这三大模块的同时,需要更多关注三产融合发展带来的综合效益,所以也要根据更新方向的不同来制定更新方法。

《设计》:您的乡建实践关键词是什么?在地村民如何理解乡村振兴和设计师的作为?

侯晓蕾:我进行乡建实践的关键词是从微花园到广田园。乡建实践的目标是与最广大村民的需求相对应。在我的乡建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包含有微更新、参与式共建、共同缔造、乡村共治、乡村美学等诸多关键词。之所以首先提从微花园到广田园,是因为这是一个源自我的专业角度思考的词汇,也是一个具体做法,更是一个理想,希望从环境设计的角度塑造和美宜居乡村,打造从小微尺度到中大尺度的全局观。当然,不论从哪个角度来切入,乡建实践的关键都在于人。乡村建设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人的需求,提升村民的生活品质。我认为乡建不是设计师的独奏,而应该成为村民与设计师的合奏,要引导村民与设计师协同合作设计,尽最大可能做到全过程公众参与。

村民是村庄中最鲜活的元素,乡建做得好不好,村民最有发言权。目前来看,村民还是非常欢迎和支持乡村振兴和设计师团队的,我的团队与在地居民一起进行参与式设计,运用专业知识对村庄公共空间进行微更新设计和艺术提升,通过设计和艺术的介入,针对村民需求改善生活环境品质,通过充满艺术思维和设计巧思的方案,微介入地使这些村民花园”“乡村田园生态环境得到提升和再生,同时保留其原有的味道,让景观艺术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以艺术设计为手段创新探索乡村振兴的环境提升之路。

《设计》:近年来文艺乡建给乡村带来了很多博物馆和展览,这些文化项目能给乡村带来怎样的积极作用?如何确保它们可持续地运营下去?

侯晓蕾: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乡村仅凭美丽颜值当然不够,还需要涵养精神内核,而一系列的文艺乡建为涵养精神内核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乡村可以通过文艺乡建寻找新的生命坐标。文艺乡建需要建立在当地历史文化的基础之上,一定要契合地方特色。推进文艺乡建的过程,既是因地制宜谋发展、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也是逐步破除千村一面的过程,最终让艺术植根于广大的乡村土地。文艺乡建也不再是一阵网红风,而是一条创新路,所以文艺乡建是活化乡村文脉的催化剂,是打通城乡要素资源的连接桥,是促进乡村整体振兴的助推器。例如,乡村博物馆对于乡村而言,起到了历史文化和当代生活传承发展等诸多方面的作用。乡村居民是乡村博物馆建设的真正主力军和受益人,建设初期虽然依靠政府推动,但真正盘活乡村生态、经济、社会发展,还是要靠村民自身的能动性。应当建立乡村博物馆运营的多方参与机制,包括政府资助、社会捐赠、博物馆自筹、专项资金运作等。同时给村民带来工作岗位,推动民生发展。

今天的艺术乡建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丰厚的物质基础和充沛的文艺力量,让艺术激活乡村闲置资源,催生农村产业变迁,让艺术和乡村从邂逅到相依、相融,让乡村文脉通过艺术行为、审美认知得到创新性传承,从而可持续地运营下去,广泛开展的文化项目对于保护乡村文化的原真性、提升乡村美学教育等方面具备良好的文化启示,这也是文艺乡建的应有之义。 

《设计》:在您看来,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设计师应如何与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

侯晓蕾:乡村振兴不只是物质空间的建设,更是一种共建、共治和共享的过程,需要多方共同参与、共同推进。政府牵头搭建多方协作的开放沟通平台,将村委会、村民、企业、社会组织和专业团队放在一个平台上共同促进项目的实施,多方合作平台的搭建是保证乡村振兴有效推进的前提和基础。在多元合作平台搭建起来之后,设计师需要通过平台构建具有针对性的设计治理方案和模式,制定并细化相关的乡村治理途径和制度,明确场地更新后续运营和可持续更新路径。所以,设计师作为乡村振兴的连接者,需要设计出合理具体的设计方案和工作模式,是保障乡村振兴多方顺利沟通推进的重要媒介。由设计师引导下的乡村振兴多元合作平台建立后,有助于综合制定自下而上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长期可持续的乡村振兴计划,设计师可以引导探讨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由村集体基层政府主导、开发机构主导和社会组织主导这三种沟通模式平台搭建和相互合作的可能性。借此,多个利益方能够表达意愿和诉求,也能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使其主动全程参与方案的前期分析、具体制定、后期维护管理等多个环节。可见,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设计师应该通力与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并且努力去推动设计项目的落地实施。

《设计》:乡村振兴需要不同设计专业的协力,如何实现资源有效调动和学科跨界平衡?

侯晓蕾:面对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复杂问题,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就成为应然的选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机构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实践中,而高校也在乡村振兴和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沟通、协调、动员的重要作用。目前我们最常见的乡村振兴中的产学研融合就是比较成功的协作方式,以实现设计引领、科研创新与现代农业的有机结合为特征,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科技和人才支撑。实现资源有效调动和跨学科平衡,可以乡村规划为中心,形成多层次跨学科的乡村发展协作平台,协作平台的搭建是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协作平台可以包括建设规划模块、生态景观模块、产业经济模块、乡村治理模块、历史文化模块,各个模块都吸纳外部介入的专业机构,依靠协作平台机制来实现资源调动和跨学科平衡。

《设计》: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设计师可能需要应对各种变化,例如市场需求、政策变化、技术进步,您如何看待及应对?

侯晓蕾:乡村振兴需要设计从业者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市场需求对设计从业者提出了新的课题,政策变化点明当前的主要矛盾,技术进步则要求设计师的设施方式与时俱进,这对行业来说等于从目标引导的方向注入了新鲜血液,从业者们可以根据乡村振兴中的需求点、矛盾点、创新点所在,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这也从侧面给从业者圈定了一个方向,避免设计工作方向产生偏差,把设计方向始终拉回市场、政策、技术给予设计师们的新课题。同时,对于设计师而言,为了应对各种变化,需要具备一个相对灵活的设计机制,从而能够适应市场需求、政策变化、技术进步等方面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设计》:在您看来,怎样才能使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在您的设计中是否会将设计师的退出机制考虑在内?

侯晓蕾: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如今,乡村建设已经开展了多年,但是很多地方都还将重点放在基础建设层面,不少乡村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为乡村发展打下了基础,让乡村有了颜值。可是后续的经营和维护呢?没有经营就没有收益,没有维护就无法持续,最终无法充分发挥乡村的价值。设计师作为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外部因素,需要用设计带动公众参与,推进产业发展,促使多方共同参与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所以最重要的使命是要提升村庄资源自身循环的功能。设计是手段,乡建是目的,各种外部参与带来的流量只是一时的,村民自己能参与到村庄建设中这道长命题才是真正被需要的。所以,只有将村民力量纳入乡村、纳入村民生活,激发乡村与村民的自身循环能力,传统村落才能生生不息。因此,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应重在培育乡村振兴自组织,挖掘积极引导村民自治,联动内外机制,带动相关产业,构建完善的机制。

《设计》:请介绍几个您带领团队展开的乡村振兴实践案例。

侯晓蕾:我们作为百师进百村的获选团队,近两年针对北京市比较典型的三个村庄进行了乡村振兴设计。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镇白家楼村是北京市最早一批在地复建的村庄,家家户户都有房前屋后的小花园,但是因为居民们维护不善,导致村庄公共空间质量有待提升,所以我们结合以往小微空间美化提升的经验,结合乡村民房的特色,打造美丽院落,进行示范院落建设,带动整体村庄院落更新美化。同时,美丽院落的建设结合住房质量的改善,切实解决居民的民生问题,美化生活空间,提升生活质量。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陈辛庄是北京的边缘型村落,具有70亩林场资源和600多棵柿子树,所以我们结合北京近郊承载城区短途旅行的需求,打造村边露营基地柿色特色街道,结合柿文化、柿树特色,发展柿子主题乡村景观系统,增强陈辛庄的景观品牌效应。结合乡村柿子特色,清脏、治乱、拆违、植绿,完善标识、宣传等相应设施,围绕环境综合整治实现在地提升。

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乡么铺村位于分区规划的国家文化产业创新示范区,目前已建成电影小镇,所以设计结合村落已有的电影小镇规划范围,整体打造特色电影文化基地及街区,打造么铺村集生态、休闲、娱乐、户外体验、度假、摄影为一体的新时代宜居宜业宜养宜游的高质量美丽家园。

在湖北省十堰市蔡湾村的乡村改造项目中,蔡湾村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比较典型的村庄,村庄无资源,人口流失严重,但当前村庄周边开发程度较高,所以村庄和周边形成割裂的趋势。通过调研问卷我们得知村庄青年居民非常愿意返回家中工作,但是因为居住环境质量不佳、通勤交通不便、就业难问题一直未能返回家中工作。针对以上问题,我们与村中居民通过线上线下多次沟通,得知村中有良好的蔬菜种植技术和集体农田,但是因为缺少销售渠道所以一直未能好好利用。所以在多方协作下,引导相关单位与村民挨家挨户沟通协调工作,最终确立了从微花园到广田园的乡村建设方案,涵盖了村广场的整体景观提升、村内房前屋后及集体示范住宅微花园设计、村民农园提升设计,包括蔬菜市集长廊、村民农园的艺术提升、村庄基础设计更新设计,包括景观亭、配电房、农园护栏等。同时发起共同缔造活动,针对村庄各项设计工作发起设计工作坊,积极引导建立村落自组织,提升农业和产业发展。

《设计》:国际上有哪些成功的乡村振兴案例值得借鉴?

侯晓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机遇和使命,世界各国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发展路径。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因地制宜的日本造村运动。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国家片面重视发展城市工商业,致使农村发展滞后。为了振兴农村,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日本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以立足乡土、自立自主、面向未来的造村运动。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与扶持下,各地区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培育富有地方特色的农村发展模式,形成了为世人称道和效仿的一村一品。日本因地制宜型模式是指在乡村治理中,以挖掘本地资源、尊重地方特色为典型特点,通过因地制宜地利用乡村资源来发展和推动农村建设,最终实现乡村的可持续性繁荣。因地制宜型模式在具体的乡村治理实践中,非常讲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路,通过整合和开发本地传统资源,形成区域性的经济优势,从而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品牌产品。因此,日本因地制宜型的乡村振兴模式能够充分发挥本地优势,有利于提升乡村社会的整体效益。

日本古川町被誉为社区营造全球典范。随着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这一个山清水秀的小镇曾经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污染,而流经这里的濑户川是一条宽仅1.5米的水道,因污染变成了臭水沟。从1960年代起,古川町的居民就自发动员清理濑户川,全镇的男女老幼都亲自动手参与河床的污泥清除与垃圾清理。19688月,古川町开展了在濑户川里养鲤鱼的计划,地方团体人士捐了三千尾锦鲤。而且民居改建始终保留着传统建筑特色在地文化特征,河流两岸的民居都保留着传统的日式木制建筑,均采用卯榫结构建设,屋顶屋檐的装饰艺术更加突出了地区的民俗特色。古川町还十分注重各类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建设,还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木匠和建筑师前来取经,也大大振兴了当地林木产业。促成了以环境整治为切入点的乡村全面振兴。今天,倘若你前往古川町去旅游,一定会被当地的三大特色——锦鲤、古川、木艺所吸引。

《设计》:在您的实践中发现设计师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暴露出哪些理念的先天不足及实践的短板?请您给参与乡村振兴的设计师一些建议。

侯晓蕾:首先,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村庄环境面临同质化”“千村一面的问题,还有部分村庄在植入艺术设计的元素后,出现一些洋不洋、土不土的项目,所以,乡村环境建设的尺度和力度需要标准把控;其次,对艺术乡建的认知比较片面,认为艺术乡村建设只是在村容村貌提升、环境打造、旅游吸引方面有帮助,因此,部分地区仅仅关注艺术的展示价值,打造视觉经济,却忽略了对乡村产业的帮扶;此外,村民的主体性普遍缺位。从乡村微空间更新的方面来说,一般在早期居民参与程度不高,主要原因是受限于自身文化素养,对此类活动的理解不够,与活动组织方的交流沟通较少,所以村民从活动中获得的收益不明,导致当地农民成为乡村建设中的被动配套,逐渐产生消极模糊、依赖政府的情绪。

艺术可以激发广大群众的内生动力,艺术不仅仅是视觉审美范畴的艺术形式,更可以是在经济上、精神上为乡村带来新活力的帮手。我们团队经常组织参与式设计工作坊,帮助、引导村民参与营造、共同建设具有集体性和共享性的乡村空间,这是引导村民作为实施主体创新实践、实现人居环境提升和乡村治理的尝试。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如何吸引外部资源,留得住本地人才,改变当前乡村人才向城市单向流动的趋势,也是非常关键的。乡村振兴于村庄内部工作,可以重点发展村集体经济,提供就业岗位,提升村庄居住生活水平质量,这些尝试可以为解决乡村振兴留住本地人才的困境起到探索作用。外部人才资源如何切入乡村振兴过程,搭建多元协作平台也就格外重要。归根到底,乡村振兴战略最重要的还是体现在机制建设上,需要不断完善机制,并使其能够可持续。设计一定要能助力机制构建,才有可能实现乡村振兴的真正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