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新，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与设计》版常务副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设计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设计史、设计方法论、设计价值论和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出版专著6部，其中《中国设计艺术史论》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设计艺术学研究方法》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设计价值论》获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主编《造物》丛刊等5种。
设计转型是设计价值的转型，在百年设计转型中，中国传统的设计价值系统在西方设计文化的冲撞下彻底瓦解了，而中国自身的新的设计价值观及系统尚未建立，处在西方现代设计价值的支配下。“在国际设计舞台的喧嚣中，独独缺少中国的声音，中国设计患了‘失语症。’”李立新把中国设计产生自己的语言的希望寄托在设计实践上。“先由设计家在设计实践中有所突破，然后才能从理论上给予归纳总结。我想这个设计的语言并不是过去那种传统语言，应该是结合着现代的，融进了西方的，又立足于中国自己的文化。”
《设计》：您认为设计史的研究对设计文化的构建有哪些意义？
李立新：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可以从几个方面谈，都很有意义。
首先是我对于历史上多元设计的一个认识。设计的不同是文化的不同，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设计，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历史，这种历史一旦中断，其文化也就不复存在。西方现代主义设计的观念只重功能与技术，并不注重历史文化，甚至有反传统的倾向，我们深受其制约与影响。直到现在，所谓的全球一体化加深了这种制约，致使中国设计中缺失了我们自身的历史文化。现在要找回自己的文化，需要设计史的支撑。这是意义之一。
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实例。我们以前总觉得设计是外来的，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设计学更是西方传入的。对这个问题，我几年前从历史的角度写过一篇《中国设计学源流辨》，从中西设计的源头上辨识各自的异同。解决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寻找一门学科的源头，不是仅指学术学科的产生，最根本的源头是这门学科的社会实践、发展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设计学的社会实践是中国设计的本土实践，是中国设计发展的历史过程，是植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的。假如中国设计学术的源头不从中国设计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中寻找，而向西方设计认祖归宗，那中国设计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树，中国设计文化的建构将没有了基石。
还有一个看待设计历史的视角，我也认为很有必要。这是从格雷戈蒂那里来的，他说，“历史是设计的工具”。在设计界，轻视历史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设计的历史对于设计实践和研究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文丘里提出历史的文脉主义、装饰主义思想，就因为他具有历史的意识，历史上的设计智慧为他的设计提供了全新的角度。
《设计》：在这个迅速转型的时代，我们该如何看待设计的价值？
李立新：价值与转型很有意思。在反思中国设计各种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设计价值。这是解决一系列设计问题的关键。但对设计价值问题的探讨，在西方也常常被忽视，而设计价值的冲突不只是中国，也是全球范围内的现象。经济一体化带来了一系列全球化问题，但全球化并不能让“设计的价值观”完全一致，人类的文化与生活不可能一体化，总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呈现。
中国正经历着各种转型，社会、经济、文化等，我个人认为，所有的转型都是价值的转型，只有当价值系统更新了，转型才真正成功了。社会转型是社会价值的转型，在社会转型中摧毁了旧有的价值观，以新的社会价值系统的建立标志其转型的完成。设计转型是设计价值的转型，在百年设计转型中，中国传统的设计价值系统在西方设计文化的冲撞下彻底瓦解了，而中国自身的新的设计价值观及系统尚未建立。当然，目前并不是处在设计价值的真空地带，而是处在西方现代设计价值的支配下。
在这里我想提几位老前辈：陈之佛、庞薰琹、雷圭元、郑可等，虽然他们早年留学西方，深受现代主义设计影响，但是他们没有“言必包豪斯”，他们在设计中强调中国文化本位，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设计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所具有的设计价值，将外来“变异”成为本土设计的一部分，将民族性转为现代性。而这或许就是前辈们构建设计新价值系统的努力，可惜我们这一代人还缺少这样的眼光，还没有这种认识。
为青年教师授课
《设计》：您认为中国缺乏原创性的语言与理论体系，那么到底怎样的设计才是符合中国文化的设计语言和体系？
李立新：在国际设计舞台的喧嚣中，独独缺少中国的声音，中国设计患了“失语症”。其实，中国设计并不是没有“语”，之所以在国际上失语，一部分原因是西方设计发展势头迅猛，我们被一些五花八门的“观念”和“国际奖项”弄昏了头脑，一部分是我们过去的工业水平太差，导致设计落后，近年来又过多地屈服于西方理论，总觉得自己不行，也无勇气和识见去回顾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去梳理设计极高的传统工艺及其思维模式。
那么，怎样的设计才是我们自己的语言呢？我把这个寄托在设计实践上。先由设计家在设计实践中有所突破，然后才能从理论上给予归纳总结。我想这个设计的语言并不是过去那种传统语言，应该是结合着现代的，融进了西方的，又立足于中国自己的文化。我很期待，也许很快就会出现。
与课题组成员及硕博士研究生一起探讨
《设计》：您曾对多个国家进行考察，他们的设计史研究对构建中国的设计史体系有何启发？
李立新：西方设计史研究是中国设计史研究的参照系。我曾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设计史系前主任潘妮·斯帕克一起参加过一个会议，她是班纳姆的学生，是欧洲最著名的设计史家，她的设计史关注的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个“短时段”，研究中表现出层面的“横向模式”，如她的著作《设计与文化导论》，她还研究设计与性别等。她说她的研究已向前推进到巴洛克时期，准备再推到文艺复兴时期，她的同行还没有这样做过。
西方设计史研究的是工业化后的现代设计史，并将设计史纳入视觉文化的研究之中，更像是设计理论的研究。中国设计史以研究“长时段”为主，古代设计史是重点，是“纵向模式”研究，我们可以学一学那种“横向模式”，将历史上的设计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经济、消费相结合。我们的断代史类似这种模式，但没有为阅读提供一个理解物质文化的环境，这是需要学习的重点之一。我想，这样的纵横交叉可以突显出中国设计史的史学特色。
城市智能化移动微厕所，设计：何晓佑、葛琳琳
《设计》：中国的设计学虽然在快速的发展中建立，但和国际水准还有很大差距，您认为我们还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完善？
李立新：设计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建立，时间很短，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
首先是立足中国实际，把握中国设计的实践逻辑，这是当前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命题。具体地说，需要从西方设计到中国设计的转换，在实践中推进中国设计的发展。作为后发的设计大国，中国崛起必定意味着“设计语言”与“理论话语”体系的重建，让西方设计在中国转化，包括范式的适用和文化融汇。
其次要寻找更广阔的学科合作与渗透，确立设计的主体性实现方式，这是学科建设过程中，在中国设计的现代性方面进一步探讨的理论动机。以上两项涉及到中国设计学科的方向问题。
再次是需要在结构上完善，包括设计内外领域的拓展等。比如，设计与政策、设计与数字化、设计与影视、设计与人类学等都可列入学科结构加以深入研究。中国设计学将在学习西方、发扬传统、承继并创新中自成特色，与西方设计学界的平等对话是可以期待的。
加强对本土设计资源的挖掘整理
结合地域文化与传统工艺的＂江苏发展大会＂会标，设计：何方
《设计》：现在提倡大设计的理念，您如何从哲学的高度审视设计的本质？
李立新：“设计”主要与人类的衣、食、住、行、用有关，这是从设计存在的性质看的，按照这个性质，设计的本质应该是“创造生活”。如果说设计已不再是过去的造型、色彩、功能、审美，而扩展为数字、虚拟、交互、服务，我认为这很好，也很及时，这是设计随时代进程必然会产生的。但现在所谓“大设计”的概念并不仅仅指这些，所谓“大”，就是超出了原来设计所涉及的范畴，不再做生活、材料与学科的分类，而是如系统设计、智能设计、战略设计等，几乎无所不包。而当一门学科无所不包的时候，学科定位、范畴、目标也将模糊不清，甚至混乱，目前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当今，技术的进步与更迭正在重塑设计结构与人类生活，打破了既有的学科边界，打破了原有的共同体边界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无所不包的设计行为重新分配了话语权力，对社会群体、设计心理、协调合作产生重要影响。不同的设计群体对设计终端有着巨大的差异化选择和应用取向，进一步强化了设计分化的形态。按照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从事物所固有的根本属性看，设计的本质依然是“创造生活”，因为它存在的性质没有改变。
开卷有益一一智能投影仪，设计：陈兴博
李立新著作
《设计》：请您介绍下您主持的国家社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设计思想及其当代实践研究”，目前所取得的成果？
李立新：这个项目有4个子课题，都以“传统与创新”为主题，建立传统与现代的深度对话合作，开展了多层面的合作尝试。目前提出：在设计领域要建设设计共同体，重构中国设计价值体系；以传统造物思想启迪现代创新设计，重在构建设计创新实践平台；激活中国传统中的优秀设计思想和理念，展现中国人的设计智慧，以传统设计智慧驱动当代设计创新发展。并通过本土设计培植，推向国际交流平台。
三年来，课题组系统整理中国传统造物思想，将古代与现代放置于一个统一的研究背景与语境下，初步勾勒出中国造物体系的发展框架，并以传统和地域特色，重点打造了2017年“江苏发展大会”的整体设计；“中国传统造物智慧启迪现代创新设计研究”专题的18件作品参加了在山东烟台举行的“2019世界工业设计大会”，获得社会各界好评；将手工艺结合传统遗产，探寻中国设计的国际化与市场化，以陶瓷、木工、首饰等实践作品多次参加国际重要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