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冠中，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责任教授，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荣誉副会长兼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战略与原型创新研究所所长，中国光华龙腾奖委员会荣誉主席。
1976年毛主席纪念堂的灯具设计、结构技术模具设计和施工安装设计；1991年国家人事部、教育部授予归国留学突出贡献奖章；2007年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称号；2016年世界绿色组织颁发的“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2018年获得光华设计基金会“改革开放40年设计40人特别奖”；2019年《第十五届（2019）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贡献奖金质奖章–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国设计70人”》。
创立了“方式设计说”、“共生美学”、“事理学”、“产业创新”学说等理论，也在国际该专业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中国设计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设计》：作为国内外设计赛事的资深评委，您认为设计大赛及大奖对中国设计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柳冠中：近年来国内的设计大奖层出不穷，很多省市、各个领域都在办设计奖。应该说设计奖项对中国设计，尤其是在设计发展的初期，起到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给设计师提供了展现自己能力的平台。评奖对于广大设计师、设计公司、学生来说，作用很明显，可以让自己的能力被社会看见并承认，有利于他们的发展，毋庸置疑是应该鼓励的。但另一方面，必须看到怎样才能尽快提升自己的水平。现在很多设计企业跟生产企业有深度合作，推动了中国设计模式的转变，从打游击到阵地战，跟企业一起成长，对公司对行业有了深度的了解，设计水平也就相应提升了。这个过程中也让企业认识到，设计不仅仅是最后的一个样机，不是一个手板，而是一个全程干预协调以后的成果。
最初，搞设计比赛是为了推广设计的理念，引起大家对设计的重视，对各级政府来说，要抓工业设计，办比赛是一个相对成本低、见效快的方式，它容易发动，颁奖礼隆重而热闹，能快速吸引眼球。随着时代的发展，设计已经深入人心，设计大赛也进入了深水区，每年向各个大赛投稿的人数越来越多，包括院校、企业和设计公司等主体，越来越多的好设计涌现出来，不再是无病呻吟的为了设计而设计，这些都说明设计大赛起到了创办之初想要做到的作用。
而时至今日，我们办竞赛的目的也需要重新调整了，再不升级，如此多的重复设置，无疑是浪费资源和精力，还会带来很多副作用。适时地对评价体系进行提升，有助于今后中国设计更健康地发展，而不是流于大赛本身的形式。
设计大赛的作用，是要真正带动设计进入企业。评价一个好设计，不是外观好看，不只是市场上好卖，也不能仅仅是某一个技术的进步，而是看对社会进步，对国家转型升级所起到的作用。
《设计》：综观国内外设计赛事，您认为中国设计大赛还可以有哪些方面的发展和突破？
柳冠中：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中国设计也是。发展到现阶段，大家普遍开始关注生活，关注用户体验，设计已经不再是研究造型，而是研究用户体验，这样的设计产品，光看造型是无法判断其优劣的，尤其是机械装备类的产品，提交一个模型或者效果图，再精致也无法显示其设计的优势。现在不像改革开放初期，设计的概念引进不久，关注点都在大小家电的造型上，现在的热点是信息产品的设计和服务设计，这些都是无法用一张图来说明的。所以相应的品类应该有相应的审核要求，比如针对机械装备类的要有技术审查，声称有专利的也要提供证明材料，进行专利审查等。申报人要对自己提供的材料负责。
现在设计大赛收上来的作品一年比一年多，初评就是要从成千乃至上万件作品中快速地选出百十件作品，不仅评委的压力大，这当中是否会有好设计错漏，也很难说。有的大赛设有答辩环节，但也都很简短，毕竟赛程安排的非常紧凑，评委的日程也很紧张，不足以充分体现产品的特色。如此评审，效率很高，但是未免感觉草率。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同一件作品在不同的大赛取得迥异的赛果。
这一点上我觉得日本G-Mark奖的评审方式很有参考价值，它的评委相对固定，保证了各个领域评审的专业性。不仅评审内行，像机械类产品的评审，他们要看三天，而不是决审的时候才见到。这样的考察就很全面深入了。
除了评审方式需要改革，还有就是各个大赛之间的协调。十年前我就曾提出，不要普遍地办大赛，最好能达成分类和分层，更专业化。专业化就代表着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和地区的应该各有针对性，全国性大奖就要体现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重点。国家级的应该搞奖上奖，省地级大赛的金银铜获奖作品自动入选报名，优中选优，体现国家战略，成为国家的风向标。近年来广东省长杯有这方面的尝试，在这条路上的摸索颇见成效。
当然对于各家的征奖是无法强制规定的，我希望能组织一个联席会议，大家座谈一下，看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共同提高设计大赛的质量，让大赛真正起到宣传设计的作用。像前面说的同一件设计作品报送多个大奖，结果有的赛事在初赛就被淘汰，在另一家却拿了大奖，这当中当然存在各家评价体系不同的因素，但是结果却对大赛的公信力产生了极大的损害，也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目前大赛林立的诱惑还导致设计师疲于参赛报奖，反而没有时间踏实做设计。
我认为大赛肩负的重任不仅仅是让大家重视设计，而是要把握好设计的方向。好设计的标准不能光是一个短命的时尚的奢侈的玩物，它更应该强调国民的教育。让年轻人认清今后的发展方向，什么是幸福的生活，都是潜移默化的。
设计是“无言的服务”、“无声的命令”，引导年轻人拿什么去获得社会的认可，这就需要在大赛中体现出来。不可能是每一个大赛都承担这个任务，但是一些大赛可以明确它的方向，百花齐放，比如有鼓励商业成功的，也可以有鼓励关注生活方式的，也要有鼓励关注国家发展命脉或战略的。比如“国美”的中国智造大奖，就是从学术的角度来把握设计，关注智造。
在奖项设置方面，我觉得有概念的混淆，就是“技术创新”和“设计创新”的区别。比如一些国家级奖项中，获奖的有很多“大国重器”，技术是很好的，但“技术创新”不等于“设计创新”。一个新的发明确实能够带动社会进步，但技术参数必须运用到相关领域中去，也就是我讲的“事理学”，必须放到人、环境、条件等的外部因素——即“工况”角度去评价。设计创新是引导技术创新的适应度，需要设计定位的迭代、发展和深化。这种概念模糊的阶段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终究还是要分开。
《设计》：西方设计发展早且相对成熟，但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始终存在，中国设计是否已经确立了自己的评价体系？
柳冠中：国际上的做法我们可以参考学习，但是我们要思考，因为中国的国情不一样，中国的设计跟国外的设计也不一样。国外工业化完成了，企业自己很清楚，中国不是这么回事。中国的设计公司跟国外的设计公司的水平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他们经过一二百年的工业革命，设计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我们短平快，急于求成，要名誉，要奖项，中国的企业也是要马上见效，盲目追求大而全，这些观念上都还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国外的做法我们不可能套用，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晚起步较晚，企业关注的都是营销，过于急功近利，要求他们真正认识到设计的作用，时机未成熟。
所以我觉得，外国的大赛我们是要看它的本源，为什么日本G-Mark要评三个月？为什么他们要专家去评？他的做法我们套不来，但是我们要想这个做法背后的本质，我们用中国的方法去解决，这也就与“设计”的本质一样——需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创新。用中国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它的专业性的问题，公平的问题。我经常说，“桃园的经验，李园不能照搬”，拿来主义想通过直接套用取得成功，结果走歪路了。因为你的需求、资源，你的知识结构，你的系统跟我的不一样。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急于求成，马上要成功，沉不下心来去搞基础研究的开发。通过大赛，我们要明确自己走的路。中国的教育也存在这个问题，总是搬美国的、德国的现成的，不可能成功的。
《设计》：从设计教育的角度，您认为设计大赛及奖项对中国的设计教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柳冠中：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让大家更浮躁了。中国的设计院校太多了，有多少老师自己搞过设计？那教学大纲怎么完成？那就参加大赛，代替上课，大赛的评审标准就是看效果嘛。现在大奖评审都很少看到模型了，提交的都是各种炫目的视频，由专业公司操作，设计师连模型都不用做了，直接有3D打印CNC手板。制作模型本身也是设计师学习和发现问题的过程，现在连这个过程都省掉了。这就是设计教育培养出来的。所谓的技术进步了，结果高度技术化导致设计的本质作为学习阶段，应该要学的过程没了。拿了奖就以为自己学到手了，教育完成了。须知设计过程的“模型”，包含原理模型、结构模型、材料模型、尺度模型、人机模型、形态模型、细节模型、色彩模型等等方面的探讨、试错、迭代，是设计者与自己、与同学、与老师讨论、交流、提高的学习过程，也是提升自己评价、能力和技能的最有效的载体，这是设计教育极为关键的部分！而往往为了大赛，只作了建模、渲染的视觉模型，这对于设计师的培养实在是个误区。
《设计》：关于今年早些时候您对外国设计奖项的评论，如今是否有了新的想法？
柳冠中：人家奖项挣钱合理合法，但是我们自己要想明白。当时还有人说我是“酸葡萄”，其实是我婉拒了担任红点奖的评委。还有很多搞设计的人说我缺德，堵了人家的路。但这个报道却引起不少设计行业以外的人士的关注。我最近还听说，在我的言论发表之后，报红点奖的人反而更多了，以前以为它高不可攀的人得知它是个商业机构之后，都通过专门的服务机构去大量报奖。这个现象该怎么评论呢？终究还是自己不够强，急功近利地去抓救命稻草。这个东西一时半会解决不了，一方面靠国家政府的引导，更重要的是设计界自己的反思和转型。所以我强烈建议国内各主要奖项的组织机构召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商“中国设计奖项”发展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