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专访|柳冠中:国内设计奖项应当适时地分类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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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冠中,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责任教授,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荣誉副会长兼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战略与原型创新研究所所长,中国光华龙腾奖委员会荣誉主席。

1976年毛主席纪念堂的灯具设计、结构技术模具设计和施工安装设计;1991年国家人事部、教育部授予归国留学突出贡献奖章;2007年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称号;2016年世界绿色组织颁发的“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2018年获得光华设计基金会“改革开放40年设计40人特别奖”;2019年《第十五届(2019)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贡献奖金质奖章–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国设计70人”》。

创立了“方式设计说”、“共生美学”、“事理学”、“产业创新”学说等理论,也在国际该专业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中国设计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设计》:作为国内外设计赛事的资深评委,您认为设计大赛及大奖对中国设计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柳冠中:近年来国内的设计大奖层出不穷,很多省市、各个领域都在办设计奖。应该说设计奖项对中国设计,尤其是在设计发展的初期,起到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给设计师提供了展现自己能力的平台。评奖对于广大设计师、设计公司、学生来说,作用很明显,可以让自己的能力被社会看见并承认,有利于他们的发展,毋庸置疑是应该鼓励的。但另一方面,必须看到怎样才能尽快提升自己的水平。现在很多设计企业跟生产企业有深度合作,推动了中国设计模式的转变,从打游击到阵地战,跟企业一起成长,对公司对行业有了深度的了解,设计水平也就相应提升了。这个过程中也让企业认识到,设计不仅仅是最后的一个样机,不是一个手板,而是一个全程干预协调以后的成果。

最初,搞设计比赛是为了推广设计的理念,引起大家对设计的重视,对各级政府来说,要抓工业设计,办比赛是一个相对成本低、见效快的方式,它容易发动,颁奖礼隆重而热闹,能快速吸引眼球。随着时代的发展,设计已经深入人心,设计大赛也进入了深水区,每年向各个大赛投稿的人数越来越多,包括院校、企业和设计公司等主体,越来越多的好设计涌现出来,不再是无病呻吟的为了设计而设计,这些都说明设计大赛起到了创办之初想要做到的作用。

而时至今日,我们办竞赛的目的也需要重新调整了,再不升级,如此多的重复设置,无疑是浪费资源和精力,还会带来很多副作用。适时地对评价体系进行提升,有助于今后中国设计更健康地发展,而不是流于大赛本身的形式。

设计大赛的作用,是要真正带动设计进入企业。评价一个好设计,不是外观好看,不只是市场上好卖,也不能仅仅是某一个技术的进步,而是看对社会进步,对国家转型升级所起到的作用。

《设计》:综观国内外设计赛事,您认为中国设计大赛还可以有哪些方面的发展和突破?

柳冠中: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中国设计也是。发展到现阶段,大家普遍开始关注生活,关注用户体验,设计已经不再是研究造型,而是研究用户体验,这样的设计产品,光看造型是无法判断其优劣的,尤其是机械装备类的产品,提交一个模型或者效果图,再精致也无法显示其设计的优势。现在不像改革开放初期,设计的概念引进不久,关注点都在大小家电的造型上,现在的热点是信息产品的设计和服务设计,这些都是无法用一张图来说明的。所以相应的品类应该有相应的审核要求,比如针对机械装备类的要有技术审查,声称有专利的也要提供证明材料,进行专利审查等。申报人要对自己提供的材料负责。

现在设计大赛收上来的作品一年比一年多,初评就是要从成千乃至上万件作品中快速地选出百十件作品,不仅评委的压力大,这当中是否会有好设计错漏,也很难说。有的大赛设有答辩环节,但也都很简短,毕竟赛程安排的非常紧凑,评委的日程也很紧张,不足以充分体现产品的特色。如此评审,效率很高,但是未免感觉草率。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同一件作品在不同的大赛取得迥异的赛果。

这一点上我觉得日本G-Mark奖的评审方式很有参考价值,它的评委相对固定,保证了各个领域评审的专业性。不仅评审内行,像机械类产品的评审,他们要看三天,而不是决审的时候才见到。这样的考察就很全面深入了。

除了评审方式需要改革,还有就是各个大赛之间的协调。十年前我就曾提出,不要普遍地办大赛,最好能达成分类和分层,更专业化。专业化就代表着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和地区的应该各有针对性,全国性大奖就要体现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重点。国家级的应该搞奖上奖,省地级大赛的金银铜获奖作品自动入选报名,优中选优,体现国家战略,成为国家的风向标。近年来广东省长杯有这方面的尝试,在这条路上的摸索颇见成效。

当然对于各家的征奖是无法强制规定的,我希望能组织一个联席会议,大家座谈一下,看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共同提高设计大赛的质量,让大赛真正起到宣传设计的作用。像前面说的同一件设计作品报送多个大奖,结果有的赛事在初赛就被淘汰,在另一家却拿了大奖,这当中当然存在各家评价体系不同的因素,但是结果却对大赛的公信力产生了极大的损害,也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目前大赛林立的诱惑还导致设计师疲于参赛报奖,反而没有时间踏实做设计。

我认为大赛肩负的重任不仅仅是让大家重视设计,而是要把握好设计的方向。好设计的标准不能光是一个短命的时尚的奢侈的玩物,它更应该强调国民的教育。让年轻人认清今后的发展方向,什么是幸福的生活,都是潜移默化的。

设计是“无言的服务”、“无声的命令”,引导年轻人拿什么去获得社会的认可,这就需要在大赛中体现出来。不可能是每一个大赛都承担这个任务,但是一些大赛可以明确它的方向,百花齐放,比如有鼓励商业成功的,也可以有鼓励关注生活方式的,也要有鼓励关注国家发展命脉或战略的。比如“国美”的中国智造大奖,就是从学术的角度来把握设计,关注智造。

在奖项设置方面,我觉得有概念的混淆,就是“技术创新”和“设计创新”的区别。比如一些国家级奖项中,获奖的有很多“大国重器”,技术是很好的,但“技术创新”不等于“设计创新”。一个新的发明确实能够带动社会进步,但技术参数必须运用到相关领域中去,也就是我讲的“事理学”,必须放到人、环境、条件等的外部因素——即“工况”角度去评价。设计创新是引导技术创新的适应度,需要设计定位的迭代、发展和深化。这种概念模糊的阶段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终究还是要分开。

《设计》:西方设计发展早且相对成熟,但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始终存在,中国设计是否已经确立了自己的评价体系?

柳冠中:国际上的做法我们可以参考学习,但是我们要思考,因为中国的国情不一样,中国的设计跟国外的设计也不一样。国外工业化完成了,企业自己很清楚,中国不是这么回事。中国的设计公司跟国外的设计公司的水平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他们经过一二百年的工业革命,设计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我们短平快,急于求成,要名誉,要奖项,中国的企业也是要马上见效,盲目追求大而全,这些观念上都还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国外的做法我们不可能套用,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晚起步较晚,企业关注的都是营销,过于急功近利,要求他们真正认识到设计的作用,时机未成熟。

所以我觉得,外国的大赛我们是要看它的本源,为什么日本G-Mark要评三个月?为什么他们要专家去评?他的做法我们套不来,但是我们要想这个做法背后的本质,我们用中国的方法去解决,这也就与“设计”的本质一样——需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创新。用中国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它的专业性的问题,公平的问题。我经常说,“桃园的经验,李园不能照搬”,拿来主义想通过直接套用取得成功,结果走歪路了。因为你的需求、资源,你的知识结构,你的系统跟我的不一样。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急于求成,马上要成功,沉不下心来去搞基础研究的开发。通过大赛,我们要明确自己走的路。中国的教育也存在这个问题,总是搬美国的、德国的现成的,不可能成功的。

《设计》:从设计教育的角度,您认为设计大赛及奖项对中国的设计教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柳冠中: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让大家更浮躁了。中国的设计院校太多了,有多少老师自己搞过设计?那教学大纲怎么完成?那就参加大赛,代替上课,大赛的评审标准就是看效果嘛。现在大奖评审都很少看到模型了,提交的都是各种炫目的视频,由专业公司操作,设计师连模型都不用做了,直接有3D打印CNC手板。制作模型本身也是设计师学习和发现问题的过程,现在连这个过程都省掉了。这就是设计教育培养出来的。所谓的技术进步了,结果高度技术化导致设计的本质作为学习阶段,应该要学的过程没了。拿了奖就以为自己学到手了,教育完成了。须知设计过程的“模型”,包含原理模型、结构模型、材料模型、尺度模型、人机模型、形态模型、细节模型、色彩模型等等方面的探讨、试错、迭代,是设计者与自己、与同学、与老师讨论、交流、提高的学习过程,也是提升自己评价、能力和技能的最有效的载体,这是设计教育极为关键的部分!而往往为了大赛,只作了建模、渲染的视觉模型,这对于设计师的培养实在是个误区。

《设计》:关于今年早些时候您对外国设计奖项的评论,如今是否有了新的想法?

柳冠中:人家奖项挣钱合理合法,但是我们自己要想明白。当时还有人说我是“酸葡萄”,其实是我婉拒了担任红点奖的评委。还有很多搞设计的人说我缺德,堵了人家的路。但这个报道却引起不少设计行业以外的人士的关注。我最近还听说,在我的言论发表之后,报红点奖的人反而更多了,以前以为它高不可攀的人得知它是个商业机构之后,都通过专门的服务机构去大量报奖。这个现象该怎么评论呢?终究还是自己不够强,急功近利地去抓救命稻草。这个东西一时半会解决不了,一方面靠国家政府的引导,更重要的是设计界自己的反思和转型。所以我强烈建议国内各主要奖项的组织机构召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商“中国设计奖项”发展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