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振宇，设计师、副教授，他是中国第一代设计人，A-ONE创新设计学研中心董事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副教授，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设计策略与原型创新研究所副所长，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客座教授，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常务理事 ，国际设计联合会大中华区分会常务理事。
“设计这种创造性的工作，严格来说是一个人的工作，不是集体劳动。创意永远是一个人的，后来实现的过程才是集体劳动。设计文化要符合本土最大的自由，我们不能忽略习俗，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我们要学着正视自己，才能有发展。”石振宇教授对中国的设计文化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美盲最多的国家。设计美学一直是一块空白，设计美学不是视觉美学，严格说是价值美学、文化美学，它还包括人的道德。缺少美学细胞，一个人活的就会麻木枯燥，对一切都没有激情。我常说，设计不在设计之内，而在设计之外，设计之外培养的就是眼界。有文化修养的设计师看的是很远的。”
《设计》：为何工业设计要做基础研究？
石振宇：十年前我应该是中国第一个搞基础研究的，现在基础研究有很大的市场，有些企业已经开始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基础研究是中国工业设计的灵魂所在，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真正的创新。我们在基础研究中发现需求和关系。基础研究包括两个内容，第一是对人和生活方式的研究。我们一说到卫浴就是坐便器、喷淋、洗脸盆这几样，这些都是卫浴用具，而卫浴是一个环境，做基础研究的时候就要先研究这些环境。中国人的卫生间到底多大？到底存在哪些问题？但是这些都没有人研究。他们做的都是改造商品，怎么让产品好看，怎样能够卖出去，跟设计没有关系。我们要研究卫浴，首先要研究为什么人要洗澡？中国人现有的洗澡方式是怎样的？怎么洗澡才是最舒服安全的？我们调查了全世界的家庭事故率，人类有4%的死亡是由家庭事故导致的，而这其中80%是发生在卫生间。为什么发生在卫生间？因为卫生间的设计不合理，所以才要改造卫浴环境。第二是对科学技术的研究。我们研究椅子时，在全世界买了25把椅子。对每一把椅子进行了结构拆解，去了解通过怎样的结构原理完成了舒适的体验。这叫作产品研究，产品研究是研究技术，技术搞清楚之后才可能去做设计。设计师应该关心的不是材料的研发，而是材料的特性以及应用、生产厂地、价格。这些基础研究有两大功能，第一个就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找到了产品的方向，第二个是建立了评价标准。这两个不是甲方提出来的，而是设计师靠自己的研究得到的。如果在一个企业里销售人员拿工资最高证明这个企业还处在初级阶段。销售跟你谈的永远都是昨天和今天，而设计师要谈的是明天的事。我们根据研究去做适当的设计，这才是真正的引领，而不是追随市场。我都是做行业的设计，而不只是一个具体的产品，因为研究生活方式才能改变行为，把这些行业的瓶颈问题解决，其他问题才能解决。
现在有很多企业来找我做基础研究，但是遇到一个巨大问题，我们培养的学生千军易找，一将难求。工业设计界的博士虽然是学理论的，但是必须要有非常丰富的实操经验，才可能把理论上升。中国培养了一堆雷锋式的学生，心中装满全世界，唯独没有他自己。老师上课说今天要做冰箱，于是所有的同学都去看日本的冰箱、韩国的冰箱、意大利的冰箱。到别人那里去找灵感，最后总结出一个自己的灵感叫创造来源。从来不去研究为什么要有冰箱，中国人的冰箱到底应该什么样？什么样的家庭用什么样的冰箱？设计这种创造性的工作，严格来说是一个人的工作，不是集体劳动。创意永远是一个人的，后来实现的过程才是集体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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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您如何看待当下的设计教育？
石振宇：中国设计如果要发展，需要踏踏实实去思考中国的社会、产业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设计，我们的设计师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再返回来给我们的学生授课。设计师是学校和社会共同培养的。一个设计只有接地气才能够生产，设计不是一项单独的活动。但是目前学校里教的工业设计很大一部分都是很简单的产品，对国民没有太大贡献的产品。因为学校不考虑技术对接，真正的设计是能够推进国家发展的，是我们的汽车、火车，高科技和人生活的联系。我们的设计实际上是要做这方面的突破。
现在的效果图已经发展成一种新的画种，已经不是为工业设计服务的手段了。现在的学生画效果图，就是一个大概，没有尺寸，没有结构，如何保证设计的质量？我的一张图纸画了12天，所有的尺寸细节都在脑子里，下到工厂就全部拆解成100多个零件。这样做出来就不会走样，保证了设计的质量。作为中国的设计师，必须要扩大自己的知识结构，才能完成一个设计。很多设计师都无法跟工程师对话，设计师必须向工程师那边靠拢，用工程师的语言和他们交流。设计是由内向外的，结构不能和外观分开，工业设计里根本没有外观设计，外观就是结构的外构架。如果我们的教学都到不了这一步，怎么减小差距？
虽然很多人说包豪斯不好，但是包豪斯有一个最大优点就是在实际中教学。如果现在中国的教育改革都是在实际中教学，我们的很多教师都会适应不了，教改最根本的是教师改变。设计师不是知识分子，设计师是劳动者。中国设计界就不应该有博士，除了学理论。设计是应用专业，在欧洲实用专业只有硕士而没有博士。实践学科培养的是职业人员，这是一种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中有两个主要内容，一个是职业道德，一个是职业技能。
我之前花了三年时间去研究唱臂，现去学物理找专家验证，里面存在大量科学技术与设计之间的关系。后来有一天，一位70多岁的美国人直接找上门来，要看我做的唱臂。外国人的这种探索精神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如果我们的民族能把一个人培养到这种程度，就是教育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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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您认为一个理想的设计学院应该是怎样的？
石振宇：第一，要自由，有学生自由想象的空间。第二，让学生去接触文化，接触社会。第三，多去实践。第四，去学各种各样的知识。一个学生要保持好奇心，保持激情。很多学生没读过世界名著，他们的知识太贫乏了，而且越来越实际。老师教给学生的不是知识而是方法，方法和思想是很重要的。现在大学里最缺的是普世教育，一个人早期教育没有这些东西，后期教育也不培养。工业设计概论总是把工业设计放在窄小的框子里去研究，而没有站在大历史的角度。工业设计在发展的同期，科学、音乐、文学、哲学都是怎样的？我们要做这种大历史的对比，放到大时代的背景上去看待这个历史时期的事情。对于学生来说，就是要探究世界历史的整个根源。所以我们现在不应该再写设计史，而是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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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目前的设计界存在哪些问题？
石振宇：设计是一个实用专业、应用专业，不是理论专业，设计学才是理论专业。设计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必须要知行合一。纸上得来终觉浅，方知此事要躬行。中国设计界的人群很庞大，但是很多大师都没有设计作品。现在的设计不是在实践中去完善自己，而是变成了一种推理小说。中国的哲学很难走出来，也是因为永远在研究，没有人去做实验。什么时候中国的哲学界有了实验室，才真正走入了学术。我们总是搞不清楚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理论是实践的总结，而不是指导。实践是理论的再突破。一切都在发展，唯独这一块不发展，总用一种理论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发展依靠理论，但是理论要有突破，创造新的理论。搞学术要有理论逻辑，形成体系。很多事情发展不起来的根本原因就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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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您如何看待科技的进步？
石振宇：设计是不断促进人类生长的，而不是灭亡人类的。法国的笛卡尔提出，过去的古典科学是不实用的。文艺复兴之后，新科学应该是为人服务的。我们回顾从16世纪到20世纪，这些前进的过程给人类带来了什么？爱因斯坦之后我们还出过哪些大师？最初这些东西都是为人服务的，科技只是个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科技不断满足人类的欲望，人类就会逐步走向灭亡。所以设计师首先要做的是如何让科技回到科技的位置上，为人类保留最大的生活，不至于让人性毁灭掉。手机对人类的发展到底好不好？我们让后世去评论。我们不是放飞科技，而是把科技卷在这个笼子里，让它为人服务，而且是在不侵犯人之为人的基础上，这是最根本的。工业设计也是个手段，目的是让生活变得更好。我们最终是要让生活的各方面都恢复最好的人性，让人的生活工作达到最完美的状态，只是在用各种不同的手段去实现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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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您怎样看待艺术和技术的结合？
石振宇：实际上结合不起来，必须将它们消化掉。搞艺术和科技的人永远要保持一种新鲜感。一块加工后的金属表面可以打磨的那么精细，让人有种心动的感觉。如果能把这些最感人的东西都用在一起，就不分艺术和科技，只有欣赏。
一方面我们要有商业服务，通过技术降低成本，做普及化的产品。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为文化或者美的东西而服务。数字化是有边界的，是台阶状的，红和绿之间有非常清晰的边界。而人是边缘，人看红和绿的时候，中间总有一个模糊不清的地带。人的感情也是这样，高兴中带点淡淡的悲伤，悲伤里还有淡淡的甜蜜。人的伟大就在于模糊性，因此数字化不能代替很多东西。黑胶唱片之所以回归，就因为它是模拟的，它是边缘而不是边界。设计要给人留一定的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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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您觉得怎样才是好的设计文化？
石振宇：设计文化要符合本土最大的自由，我们不能忽略习俗，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我们要学着正视自己，才能有发展。在欧洲做设计师会比我们愉快得多。一个想法出来后，所有的工程师都会配合你把这个好的想法实现，他们懂得欣赏。这一点在中国是很难达到的，工程师缺乏美学经验，会根据国家规范认为这不能做，那也不能做。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美盲最多的国家，国外从小就有美育教育。设计美学一直是一块空白，设计美学不是视觉美学，严格说是价值美学、文化美学，它还包括人的道德。缺少美学细胞，一个人活的就会麻木枯燥，对一切都没有激情。很多年轻人读研究生就为一纸文凭，根本没有理想。以前我们可以依靠理想把一群人团结起来，一起做一件事情，现在越来越难现实。当然这也是社会导致的，如果不现实就没法生存，但这只是社会的一方面。很多设计师被商业绑架了，他们不能坚持自己。什么时候设计师不妥协了，就是他们的时代到来了。有文化修养的设计师看的是很远的。我常说，设计不在设计之内，而在设计之外，设计之外培养的就是眼界。设计师必须要有开阔的眼界，他什么都知道。一个设计师搞了一辈子设计，实际上他只完成了60%，再往后才能成为大师，设计师最重要的就是不断地积累。
这么多年里我最成功的案例就是做了SUIT椅子。四年下来厂商和我们一路走下来，他们培养了我们，我们也培养了他们，是一个相互成就的过程。很多厂家没有眼光，没有认知，更不用说理想了。总是选择最平庸的设计方案，还是集体的决议。我的设计在加工的时候经常和工厂发生矛盾，他们认为我做的太复杂，我说如果不复杂你们怎么进步，永远是用老的东西。工业设计在整个社会角色里是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它打破了行业与行业之间的界限，让一种技术发挥到极致，这才是它真正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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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您认为一个设计师应该具备怎样的文化素养？
石振宇：他应该对周边的东西都有很好的敏感性，去捕捉微妙的感觉。在国外做汽车设计的人都会玩车，一听声音就知道不对，体会的是一种车的感觉，已经融入了车的“内脏”。我们的设计师还在考虑外形，在学校里画不能生产的概念车。
我除了做设计，这么多年还一直在画画。同时我对中国的京剧非常熟悉，研究黄梅戏和歌剧，我还听交响乐，听中国古典音乐。所有这些都不是对立的。绘画是设计的哥哥，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教会一个人观察。设计师其实是在解决关系问题，而绘画恰恰也是。我们学画的时候，老师经常会说注意大关系。大关系就是黑白灰的关系，通过对比的手段达到整体效果。面部最黑的是眉毛，通过一级一级的比较来达到整体观察。这个训练是非常重要的。设计就是要处理各种矛盾之间的关系，对各种关系进行排队。因为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首先就要解决主要的，而且问题总是随着时代在改变。好的设计师可以从几个角度入手，而不一定按照设计的程序方法。有的从材料切入，有的从造型切入，但无论从哪个点切入，都是在一个封闭圈里，找到一个点，这个点正好卡在中间，材料上合适，功能上合适，各方面都合适。找到这个点以后，它和周围的关系也就改变了。而移动这个点，设计就会随之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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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我们之前受很多西方文化的影响，现在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
石振宇：严格地说，我们从小接触的都是西方教育。我学画的时候是油画，对中国画不感兴趣。但是我在80年代的时候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去故宫看扬州八怪的画，才发现我在西画里追求了那么长时间的东西，中国很早以前就有了。中国人的写意画不在于画得像，而在于它所表达的意见。这就让我们慢慢看到中国文化里有很多辉煌的东西。对我们自己的民族，很多时候是通过跟世界的对比借鉴才逐渐认清的。中国人不会因为穿上西装就变成外国人，无论走到哪里，身上的一股劲儿自然会带出来，这种东西是不可言喻的。所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美就美在这些地方。中国人对很多东西的理解是基于整个民族的特点，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里面牵扯很多问题。人是依靠联想的，很多东西必须有丰富的阅历才能体会到。我这一辈子最讨厌写文章，写完了永远不是我想说的，总觉得词不达意，或许正是人类的语言太贫乏，才出现了音乐等各种各样的创造来弥补语言的不足。
《设计》：请您给年轻人一些建议。
石振宇：来我这儿的研究生，我第一件事就规定他们要看的东西，有几本书、几部电影、几部音乐，都是必须要看要听的。我从来不看设计方面的书，都是看闲书，我喜欢看科学杂志。人要不断陶冶自己，而不能太功利。
很多年轻人说在中国做设计师很难走出来，我说我那时候比你们还难，也不知道怎么活过来的。可能做了很多目前得不到效益的无用的设计，但也要激励自己不断前进。做设计的时候目的性不要太强。我们做事要有目标，但不要有目的。我们看很多比赛上的东西，真的对设计产业没有任何突破。我非常提倡适度设计。中国有一些真正在做设计的人，他是真的用心在做设计，是为下一代、为未来在做设计。一个题目能让他激动到睡不着觉，把梦想和情怀融合在一起。保时捷设计总监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我从来不做没有二手价值的产品。所以他做收音机不做半导体，做机械表不做电子表。